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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改革要有具体内容，不是为了机构而机构，为了数字而数字，什么成绩都有，就是没有学问，光点钞票了。
另外，我想说一句，人才流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原则上讲，现在很多教授借口学科建设，借口事业传承，借口部门利益（专业、院系和学校的利益），精心培养子弟兵，确实有打散的必要，他们哭闹的人材流失问题确实不能一味姑息（这是我和很多先生不太一样的看法）。但这件事做起来很难，我吃不准。外国的办法也是各有利弊，英国制度有英国制度的好处，位子少，不利晋升，但花在钻营上的心思也比较少，这对学问有好处。美国制度是足球转会制，商机无限，发展机会比较多，但它也有它的弊病，每年的search和教授上市，里面有太多的哄抬身价，当学者的，到处演讲，到处面试，牵扯精力太多（教授没有经纪人），对学问有破坏。
至于用外语上课的设想，那简直是胡说八道。老乡的说法，这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续。它反映了我们上上下下的很多心态问题。我认识的西方学者，他们到别国讲课，一般都是用该国语言，这是对对方的尊重，对方本身也自尊。比如，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德国人，在美国教书是用英语，在法国教书是用法语，在日本教书是用日语，到中国演讲也是用汉语。这才是顺理成章的做法。中国学者到欧美讲学，彼此交流用英语，那是不得已（比如他们不会讲汉语，我们不懂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不会对方语言，仍用自己的语言，也是不得已。大国不学外语，小国才学外语，这是一般规律。比如，美国人就不像欧洲人爱说外语，会说外语。欧洲的国家都是小国，一抬脚就上了别的国家，不说外语没办法。现在这个世界，谁丢下母语不讲，张口就是外语？都是前殖民地国家。他们的问题是，自己的语言丢了，不用前宗主国的语言就没法讲话，这是很可悲的事情。香港人说英语也有类似问题，他们讲生活上的事还可以用广东话，官话被英语占领，这也是殖民的结果。还有，中国自己也是这样，不说多种语言的代表是北京人，少数民族的话他不懂，方言也不说。外地人不是这样，少数民族不是这样。比如达斡尔人，过去都是四语（达斡尔语、汉语、蒙语和满语）并说，那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要以为，会说外语就是地位高。比如外交场合，情况就相反。我们用中国话讲课，那是天经地义。外语是交流语言，不是工作语言，特别是文科，更不应该提倡外语授课（世界大国都不如此）。
总之，我想说的是，在当今的社会变革中，改革的道理不止一种，不是只有老板的道理才是改革的道理。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社会的所有进步，并不只是生产力的进步，他们可以称为文明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非主流社会反抗和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他们有各种工会组织、左翼团体，有社会制衡，有社会保障，其实是发展的“车闸”（虽然这个车闸也不太灵）。我们把西方文明中这些最先进的部分抽掉，把我们过去还明白的道理抛弃，那只能是向历史上最野蛮落后的资本主义看齐，只能是向当今西方正在重新抬头而且甚嚣尘上的恶势力看齐。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学校不是养鸡场（4）
最后，我想说的是，当今世界上的有识之士，所有有社会道德和起码良心的人，谁都承认，发展是个很大的潮流，谁都难以抗拒和躲避。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同意，发展的利益可以高于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历史文化，它们没有一样是低于它的价值，没有一样是可以为之牺牲（老子讲的“天”、“地”、“人”、“道”和“自然”，哪样都比它更大）。反对战争，反对污染，抢救和保护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遭受歧视和排斥的弱势群体，这是当今最大的道义所在。
中国的法家有一句名言，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商君书·更法》引当时成语），这与他们对人性的洞察直接有关，应该说是很坦诚也很聪明的想法。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孙子兵法》乃有“愚兵投险”的御兵之术。他说，一个真正高明的将军，他的高明之处就在“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不告诉他们作战意图，不告诉他们行军路线，好像登高而去梯，“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这是现在还被许多“改革家”祭为法宝的东西。但在一个有高度民意监督的社会里，在一个事情涉及广泛公共利益的领域里（学校在目前还是国家财产），这样的管理模式，是绝对不允许。
一个只要速度而没有车闸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他摔死的不止是驾驶员，也包括所有乘客。
2003年6月2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
此文原来的正标题是“读网有感”，副标题才是“学校不是养鸡场”，目的是想减少刺激性。但网上转载多把二者颠倒过来。人们提起这篇文章，都是使用副标题，说起正标题，反而没人知道。这里从众，干脆把二者颠倒过来，正好与前文配成一对儿。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知耻近乎勇（1）
——为《读书》杂志召开的关于北京大学人事改
革座谈会（2003年7月15日）准备的发言
目前，关于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大家的讨论可谓热火朝天。很多技术细节我不懂，最好是由专家，特别是社会学家，还有新闻媒体，做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把各种意见搜集一下，各种问题分析一下。最近，我在《读网有感》（《书城》2003年7期，37－41页）一文中发表过一点感想，纯粹是从普通教员的切身感受，讲点我个人的真实想法。讲就直奔主题，抓关键的事情来谈。现在网上有很多版本，正题换了副题，不知怎么闹的，全都变成“学校不是养鸡场”。其实这只是个比喻。前两年，我写过一篇批评出版界出大书套书成风的文章，题目是“书不是白菜”，道理是说“书不是白菜，不一定要成堆论捆地卖”，和这篇小文是配套概念（《万象》第二卷：第5期〈2000年〉，151…154页）。我的灵感是来自一个美国的卡通片，叫《小鸡快跑》（Chicken Run），即2000年全球最卖座的卡通片。影片当中有个Tweed太太，其实是“贪心”（Greedy）太太，她把养鸡场弄成集中营，导致小鸡暴动，集体大逃亡（图三七）。它跟美国快餐业开了个玩笑。大家都知道，现代化的养鸡场，它们很讲究饲养的科学化和成本核算，何时喂食才能提高产蛋律，鸡笼缩小到什么程度才能最大限度利用资源，所有一切都是精打细算。这种流水线生产的鸡和鸡蛋，一切都是为了效率。鸡又没有鸡权，虐待当然少不了。如停水停食剪嘴巴，都是增产措施。此片本来是个寓言式的东西，但上座率极高，一下点到了商业的穴位。它给美国快餐业招来很大麻烦，很多人都拒绝吃黑心肉鸡黑心蛋。汉堡王竟喊出“救救小鸡”的口号，麦当劳也向供应场商提出“善待”母鸡的要求。影片当然是比喻，但道理非常深刻。教育的养鸡场化，教育的麦当劳化，即把中国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或“美国一流大学”的原料加工场（留学预科）、连锁分店或美国博士就业垫底的地方（像张恨水笔下的“五子登科”，让各种接收大员直接来接收中国），形成一条龙服务的恶性循环，确实是个大问题。
现在的讨论，有两个问题，在很多人看来是最不容讨论，一是“改革即正确”，二是“外国即先进”。其实，这两个问题才最值得讨论。我认为，中国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外国的事情是怎么回事，这是应该说说清楚，也可以说说清楚的（上海人喜欢这么说）。
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即高校要不要改革，我说要改。但问题是谁改，改谁，改什么，怎么改，事情要讲个明白，不能糊里糊涂地改。比如杀贫济富，头疼医脚，这么个改法，我就不太赞同。改和改，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你不能光把“改革”二字塞给我，就叫我五体投地，忠心拥护。过去，服务态度差的那阵儿，我去商店买奶粉，我说，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