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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替英雄下泪。又是替古人担心，没人会把权术兵法当文学欣赏，就连有勇无谋的戆汉，也比大奸似忠的“油条”更受读者青睐。
平原说武侠小说是通俗文艺，不必人为拔高，但既然人问总有不平，“侠”所寄寓的人类期盼和自由精神就永远是深刻主题。这种化俗为雅的理解对我也启示良多。
通俗文艺“俗”，“俗”到头大概要算“诲淫诲盗”。清初反精神污染，这两条都在查禁之列。我们汉人不像话，搞这些走火入魔，在当时是超一流的世界水平（搁到现在也不逊色）。这类书有煽情催欲的副作用，但不管你怎么深恶痛绝，它里面毕竟有人类的基本兴奋点（也可以说是弱点）。
“俗”而至于“庸”，不是打就是闹，不是搂就是抱，必然堕入程式化，让人起腻。因为你要看真正的武打即散手，那都是三八两下，立决胜负；床上戏也是要不了几分钟就得云散雨收。小说家要想拖住读者，就得因情设景，添油加醋，拉长篇幅；甚至借佛理以宣淫，寓造反于招安，故做波折。这些手法拙不拙劣？拙劣。可它里面也照样埋着人类的“永恒主题”。
人类的“永恒主题”都是植根于人性的基本冲动，酒、色、财、气一样不能少。特别是“色”和“气”，更是主菜。它们是明清通俗小说的两大主题。你可以说“烂醉如泥”是“俗”，“玉山倾倒”是“雅”；“皮肉烂淫”是“俗”，“儿女情长”是“雅”；“赌徒心理”是“俗”，“企业精神”是“雅”；“好勇斗狠”是“俗”，“见义勇为”是“雅”。但专家不也承认《红楼梦》和《金瓶梅》有密切联系吗？现在国外害怕小孩学坏，有给影片定级一法。脱，脱到什么程度；吓，吓到什么水平，从 G到 PG到 R到兄 中间有一系列过渡。我想，通俗文艺和高雅文艺，从主题到手法，仔细研究，还是可以看出其“变形”。
古人说“任侠使气”，如果假装内行，妄谈“类型”，我就把它归入“气”这一类。人们说爱情是“永恒主题”，体育是“人类精神”，其实推而广之，不平就想出气（哪怕是摔盆打碗），又何尝不那么“永恒”呢？特别是中国人有“造反”癖，隔上一二百年就要“出上口鸟气”。王侯将相，他不信有种；神佛仙怪，他也太少虔诚。靠得全是一股浑不论的精神。
“复仇决斗”曾是原始的公平原则，说古老那可是真古老。可是现在美国也还照样在演《超人》、《蝙蝠侠》，声光化电之下，主题还是老一套。
最后附带讨论一个问题，即后世还有“侠”吗？
平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从《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作传，可这不等于社会上不再存在游侠，。游侠文学中的侠客形象虽颇掺入作家的想象，但往往还是可以折射出其创作时代的真实存在。
为游侠文学的“三大期”找原型是比较困难的。没有研究，不敢妄言。不过我总怀疑游侠小说中的“侠”与生活中的“侠’”怕有相当距离。尽管太史公早已为我们区别了真侠与“暴豪”，武侠小说中的剑客也是正、邪不能两立，但我揣想，普通人拿眼能瞅见的多数还是黄金荣、杜月笙或黑手党之流，武德高尚的技击家不是太少，就是远在天边，急了够不着，还得花钱请流氓照应。文学家的想象，大概就是这样应运而生，正如没有清官盼清官，越不爱国讲爱国，也是属于没啥想啥。想多了就有人提倡也有人效仿，而矫情的提倡或效仿，流弊是“假”。
我曾问平原，研究武侠小说的类型，《儒林外史》中的“假侠’是不是也值得研究？
一九九二年七月写于北京蓟门里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读《剑桥战争史》（1）
——杀人艺术的“主导传统”和“成功秘密”
古人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但近五百年来，天下所行者却不过是“以力服人”的“霸道”。我记得，好像是上一世纪初，有哪位欧洲哲人说过，我们还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因为近半个世纪，在“恐怖的和平”下（真正的恐怖还是来自大国），已经好久没有世界大战了，这是太大的意外。现在，当“新帝国主义”论借全球化的西风重新崛起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五百年来，世界一直都是笼罩在西方军事传统的影响之下，战争仍威胁着整个人类。
一、没人把《孙子兵法》当回事
记得很多年前，在一次书刊发行会上，有位我很尊敬的著名学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好，就是好，它不但能救中国，还能救全世界。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他老人家举例说，比如西方人，他们就不懂什么叫“兵不厌诈”，海湾战争就是靠《孙子兵法》才打了胜仗。这样的说法，咱们这边有，台湾那边也有（我在台湾的书店里见过这类书），而且有人说了，这可是人家美国报纸讲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信。这就像过去大家说的拿破仑读《孙子兵法》，悔不当初（此说是30年代出自李浴日口，类似故事还有威廉二世读《孙子》），我很怀疑，它是咱们中国人捕风捉影、自欺欺人的把戏。我相信的倒是，人家读《孙子兵法》，顶多就是看着玩。在汉学译本中，《孙子》地位高，仅次于《老子》、《易经》，当然很重要，但人家有人家的传统，轮到动粗，他们玩的是另一套。比如，我想向读者推荐一本书：《剑桥战争史》（Geoffrey Parker；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中文译本：〔美〕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傅锦川、李军、李安琴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它就是讲西方靠什么打仗。整个一卷书，从头到尾讲下来，不但不谈《孙子兵法》（只在第9页夸了一句，说孙子早就预言了后来由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提出的主张），就连中国都没有几句话。我记得，许倬云先生说过，他出国之前以为，世界之大，只有中国；出国之后才知道，世界之大，没有中国。这种“没有中国”的感觉，对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在各种“剑桥史”中（除去专讲中国史的书），却比比皆是。这是很好的教育。
最近，插图本的历史书可谓大行于世，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好几本。读这类书，大家都说，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但我想提醒读者，这些“剑桥史”，它们的共同点是很能反映西方观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看法。它们是很有势力的看法，但也是很有偏见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同意，而且是坚决不同意，西方学术就是国际学术，特别是拿西方汉学当国际学术。我认为，研究中国，只能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中国学者的研究，加西方汉学的研究，加“亚汉学”的沟通介绍，勉强可叫“国际学术”。但我的很多西方同行，他们还是天经地义地认为，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普遍原则，那就是西方的原则。而且，在这个所谓“普遍原则”下，对这个“原则”是必要补充，他们还有纯属个人，千姿百态，只有白马黑马没有马的自由意见，真可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比如前不久，山东画报出版社寄我一本他们出版的《剑桥插图考古史》（郭小林、王晓泰译，2000年），它说，“本书在根据‘西方的经验’说明这门学科的时候，有过分的西方中心论之嫌。我们并不想对此加以辩解，因为考古学并不是由非西方人创立的”（前言005页）。虽然，因为考古发现的遍地开花，它对世界各地都得说上几句。但它是说话人的历史，不是被说内容的历史；是考古学的历史而不是考古发现的历史。从记录主体活动的角度看，它理所当然要把这部历史看作西方的历史，或者主要是西方的历史。他们对世界上的国家，向分三六九等，着墨多少，尺度宽严，都有固定想法。讲苏联，绝少不了恶评；讲亚洲，日本肯定在中国之上。它就是这种“普遍原则”的体现。只有明白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引为自豪的考古发现，到他们笔下却几乎等于零。在这本书里，关于中国考古，它唯一提到的是，中国还有个西安，西安还有个秦俑坑（302－303页），即西方旅游者来中国的必到之处。另外，在年表中，它还提到19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