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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是两码事。孙武和克劳塞维茨都在纸上谈兵，而且谈得真漂亮，连名将也不能不服。赵括幼承家学，又执桴鼓为将帅，要是不打大败仗，拣条命回来，写本书，问题倒也不大，甚至说不定还能出点成绩（好教练不一定是最优秀的球员）。他坏事是坏在“易言之”——拿“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当儿戏，并且不会带兵，既不懂与士卒同心，又“悉更约束，易置军吏”，结果造成几十万人活埋，自己也被杀。
书生慨然谈兵如杜牧者，古代也出过个把人，但要说谈兵误国，那可都是军人。赵括是世将，不是书生。书生只要不心血来潮，投笔从戎，是插不上手也负不起责的。
韩非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学者多引之，用来光耀祖国兵学的发达之早，但他们忘记了，这后面还有一句是“而兵益弱”。
宋代养兵多，武器精（发明火器），论军力装备，在当时是世界第一。兵学研究也很发达，兴武举，刻《武经》，极一时之盛。但这个中国兵学最发达的时期，也是中国军事史上最耻辱的时期。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纸上谈兵（2）
现在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兵法研究，仍是笼罩在宋代兵学的巨大影响之下。宋代学风空疏，讲究的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当时流行的《武经七书》最初只有《孙子》有曹操注，后来干脆就是白文本，让军人自己去体会。保存古注的十家注系统的版本没有多少人读，弄到后来，几乎鲜为人知。元明以来，仿效科举制的武学教育，粗说文义、引附战例的高头讲章是占主导地位，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学院派气息。直到现在，很多的《孙子》注本仍是这个模式，大家还是把大批庸滥的武学教本当宝贝，把施子美、张贲、刘寅、赵本学奉若神明，读不懂就猜就改，甚至搞新编。“活学活用”的味道很浓。
宋代为什么老打败仗？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
（一）任何“运用之妙”都得有运用的自由。宋承唐末五代之乱，最怕“骄兵悍将”，临阵才授“锦囊妙计”，有“中御之患”。这是政治原因。
（二）兵家必知天地阴阳是个传统。古代军人要学式法，宋仁宗命杨惟德等撰“景祐三式”，“故当时壬遁之学最盛”，“自好奇家援以谈兵，遂有靖康时郭京之辈，以妖妄误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遁甲演义》提要）。这是属于迷信。
另外，教条主义也是个大问题。
军事上的教条主义还不仅仅是迷信兵书，知守法而不知用法，而是不懂“兵法”后面还有许多支撑性的东西，以为用兵博奕，纯属智力游戏。例如赵括之误就是如此。
观上所述二苏的《孙子》评论，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倾向，就是他们都认为“用兵”的关键全在“治兵”，这种本事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苏洵说，治兵如御仆妾，贱丈夫亦能为，不必有人教之。苏轼说，“挥舟于河，舟之逆顺，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见之”。这与其说是他们比武人更重实践而轻书本，倒不如说是他们视政治的问题比单纯的军事问题更重要。如苏轼说“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还有他盛赞的《何博士备论》，都是着眼于此。
自古“治兵”与“用兵”的矛盾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战国末，荀卿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临武君所贵是战国时髦的孙、吴之术，而苟卿所贵是年代较早的“桓、文节制”和“汤、武仁义”，根据是《司马法》。苟卿法古，固然保守，但也不是没有实际的考虑。他认为“治兵”比“用兵”更重要，不懂“节制”的“用兵”是失其本统，只能对付“小敌”，不能对付“大敌”；觉得“兵法”还不如军队素质、御兵之术和制度性的东西来得可靠。例如齐国兵法最精，但“齐之技击”不敌“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敌“秦之锐士”。晋、秦得益于制度先进，故能后来居上。
古代名将长于兵法者有之，但更多是善于御兵。如李广之宽，程不识之严，皆其著名者。而比御兵更重要的是御将，这个问题宋人最关心。本来以唐末、五代的背景考虑，宋代的“内紧外松”也自有其合理性。可惜的是，它也正吃了“历史合理性”的亏。
中国古代兵法的要义是能“忍”能“狠”，这是一位大人物讲过的（见章士钊《柳文指要》所述其“友人”的心得）。“忍”起来，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装孙子，钻裤裆，包羞忍耻。“狠”起来，则杀他个片甲不留，斩草除根，无遗寿幼，把一肚子的“鸟气’全施放出来。这对了解中国政治历史的经验和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很重要。
古代兵家讲“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毛泽东也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是出于这两个字。《左传》有“退舍求平”，《三国》有英雄诈降，《水浒》也有好汉在板子底下招供，推其源，也还是这两个字的活用。中国近代史上有个叶名琛，守广州不利，兵败被俘，客死他乡，时人讥为“不战不和，不降不走”。此话是否冤枉，我不知道，但四个“不”字确是犯了兵家大忌。劣势战争，要打打不过，要拼拼不起，要和、要降、要走又吃亏丢面子，没一样好受。可这样的难题，你还不能不选择。项羽兵败，刎死乌江，后人题咏，杜牧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主张逃，这是兵法；而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则是气节。道德和技术冲突，各有评价标准，无法说哪个对。讲气节，你可以说“战死事小，失节事大”，可军事学上最忌讳的就是一味拼命和死要面子，特别是拿别人的命去换自己的面子。
在《战争论》的第一篇第一章中，克劳塞维茨讨论过“什么是战争”。他的讨论很抽象，先是以搏斗为喻，讲三种“极端”，即暴力无限，绝对制伏，全力投入，否定“计算战争”，否定“不战”。这是理想化的战争。然后再放入现实中修正，说指挥艺术可以引进概然性（比为赌博），改变这种绝对化的倾向，并且战争最终总是受政治制约。前者是趋向极端的升级，而后者则是从极端状态下降或使上升中断。他主张“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实际论述却是先把政治抽象掉，然后再重新装回去（见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八年版，23—47页）。这和中国古代兵家的讲法不一样。中国的兵家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汉志·兵书略》），是把“伐谋”、“伐交”、“不战而胜”看做理想状态，而把举兵加之、破军毁国视为不得已。孙子论兵，“庙算”继以“作战”，“作战”继以“攻城”，逐步升级。但恰好在攻城白热化，“将不胜其忿”的节骨眼儿，却大讲“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全争于天下”（《孙子·谋攻》）。战争始于“谋”而终于“谋”，整个讲法顺理成章。B．H．Liddell Hart给Samuel B。 Griffith译《孙子兵法》写的前言中说克劳塞维茨太晦涩，易滋误解，使人以为他是主张滥用暴力。原因就在于他是反着讲。
在《战争论》的这一部分中，克劳塞维茨提出过一个“两极性原理”，很重要。但可惜的是他在书中未能来得及展开论证。两极化在人类生活中很常见，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这是一种理想态。“好人和坏人”的故事，不仅小孩爱听，大人也爱听。词人擅长夸张，政客偏爱蛊惑，群众运动总是一浪高一浪，奥妙都在这里。它的特点是排斥“第三条道路”，排斥“中间色”，强调对立面要同构对称（不然就无法顶牛，就没戏）。战争总是壁垒分明，你死我活，在这方面当然很典型。但就连战争也是有升有降，势弱当避敌，善和、善降、善走；势强也得允当则归，见好就收。否则求荣得辱，欲益反损。
在现实生活中，灰色和混沌状态是大量的。在战争问题上；人们一般看重也易于理解的是“两极化”的形成过程，而常常忘记其负过程，即冲突的化解、矛盾的稀释。其实在战争史上，妥协、媾和、谈判，甚至诈降、叛变，从来都是“大战略”的一部分，其难度一点也不比野战、攻城来得容易。特别是人活一口气，总是带情绪的。中国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