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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的结论之间的矛盾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中国公众在感性上对科技是重视的，但是相当比例的人群却无力改进自身的科学素养状况，由此造成了总体实际水平的低下。事实上，根据调查分析显示，浙江省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在性别、职业、年龄和城乡的分布上均存在较大差异。
从本文的研究兴趣来观察有关数据：
①不同职业群体科学素养状况是不同的：知识分子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最高，为89％；管理者次之，为72％；排在第三的是商业服务人员，为14％；然后依次为其他（13％），工人（07％），农民（03％）。
②不同户籍公众科学素养状况：城镇人口中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37％；非城镇人口中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06％。城镇人口的达标率是非城镇人口的6倍多。
换言之，那些无力改进自身的科学素养状况的人群最可能是下层民众：知识层面越高、生活水平越多（一般而言，城镇人口的生活水平比非城镇人口要高），越可能具备改善群体科学素养的能力。
逻辑推导的结果是：中国中产阶层（以及超越这个阶层的上层阶级）已经轻而易举的构筑起有关科学素养的知识沟；至于其他知识领域的知识沟，亦当在意料之中。
那么，这个知识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调查所使用的混合分类方法排出的次序显示：知识分子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最高（高于任何按照职业水平差异所划分的人群），是知识的高低决定了这一建构的能力。从调查中有关“公众获取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的分析可以看到：浙江公众获取科学技术信息的主要活动形式有：观看电视中的科学节目、收听广播电台的科学节目、阅读报纸的科普专栏、阅读科普杂志图书、浏览科普网站等。其中，活动频率最高的是观看电视中的科学节目，经常观看的有484％，偶尔观看的有376％，没有的仅为140％；最低的是浏览科普网站，经常浏览的只有28％，偶尔浏览的有87％，没有的占885％。调查报告没有说明这些媒介传播渠道在不同阶层中的占有比例，但根据我们对电视和互联网传播的人群偏倚属性分析（参见本章下节）来看：
①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广泛接触的媒体是电视等电子媒体，但是，由于电视以及电视受众共同日渐显明的娱乐属性，依靠电视获取科学技术信息的效率不可能很高；
②阅读图书、浏览网站等越是趋向于中产阶层模式的媒介接触行为，其人数比例越是稀少。
我们对于这个调查报告的分析，可以用来阐释这样一个命题：无差别人群中的知识素养的偏低，是由于阶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知识鸿沟，这种鸿沟从统计数据上稀释了整体人群的知识素养，同时意味着中产阶层的知识水平在芸芸众生中的一枝独秀；这一巨大的知识鸿沟是依据人群自身的知识水平的高低划定的，媒介接触行为的不同偏倚，导致了他们之间学习效率的差异。
第三部分阅读危机与中产阶层的知识沟（3）
结论是：从次级研究分析可见，对于当下中国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来说，“知识属性是建构知识沟的主要动因，而职业属性（也许还包括收入水平）不是建构知识沟的主要动因”这一假设是成立的；同时，“知识带来知识”的原因很可能是来自媒介接触行为的偏好（及其各自获取知识的效率的差异）。
显然，前者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发现，而后者则验证了有关知识沟的经典理论。
阅读危机与阶层的命运
今天；一个关于读书的常见观点是：一方面，媒体的多元化；形成了众多新兴媒体对传统纸质媒体市场的分割，使得作为传统阅读对象的书刊等纸质媒体的阅读率下降；另一方面，社会的变革促使人们越来越忙碌于实际生活，同时远离书本。
中国出版科研所主持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在三次追踪调查中的结果似乎也在佐证以上观点。该调查表明，五年来全国国民的读书率持续走低。2003年，在识字者中只有517％的被调查者每月至少读1本书，这一体现国民阅读概貌的读书率比1999年下降了87％，其中城镇居民下降了78％，农村居民下降了96％。读刊率也从1999年的57％、2001年的498％下滑到2003年的464％。只有5％左右的国民拥有“读书习惯”。
图书媒体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而“中国中产阶层调查”数字显示，当下的中国中产阶层远比非中产阶层更喜欢书刊阅读。
这一研究发现显然背离了“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所显示的无差别人群调查结论。换言之，它有可能是在阐明以下结论：
①在一片图书阅读危机之中；最有危机的是非中产阶层人群的媒介接触行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最可能的原因是：成就动机不足；文化程度低；电视媒介的吸引力大）；远远低于中产阶层人群的阅读量。
②值得宽慰的是，即将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导人群的中产阶层；从普遍意义上看；他们大多没有放弃图书；至少相对于非中产阶层人群而言；他们确实如此。
③书刊阅读已经成为中产阶层媒介行为的突出标志。这也许意味着；它同时也是中产阶层的最重要的上升通道之一。
“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还显示，不仅国人的读书率、读刊率一路下滑，在受文化程度限制而有阅读困难的人数比例较1999年下降87％的背景下；基本不读书的人群中有506％表示是因为“没时间读书”。按照这个分析，受文化程度限制而有阅读困难的人数越来越少，说明了能够读书的人群越来越多，只是由于忙碌而限制了读书的数量。那么，这些“没时间读书”的忙碌人群的存在是否暗示了更加忙碌的中产阶层在远离书本？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表明，尽管绝对数量不很高，但是相对而言，中产阶层比起任何非中产阶层都更具有阅读偏好。这就是说，“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所显示的“没时间读书”的忙碌人群恰恰可能是为生存而奔忙的下层阶级！
另一方面，“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还显现出新型媒介对传统纸质媒体的冲击是导致阅读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99年，只有38％的被访者有过网上阅读经历，而2003年则上升为187％。在公众对媒体的接触率方面，与2001年的调查结果相比，电视、报纸和图书仍居前三位，而网络则从最后一位跃升于杂志和广播之前，排名第四。138％的网民有每天早晨通过互联网浏览新闻的习惯。同时，对公众“读书目的”和图书消费情况的统计显示，5年来，我国国民读书的功利性、实用性增强，以接受知识为目的的阅读减弱，追求消遣和娱乐的倾向越来越明显。那么，这些“因为上网而影响读书”的人群的存在是否就意味着上网的中产阶层在远离书本？
我们认为，答案也是否定的。
如果在“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结果与该调查之间寻求一个理论的平衡点，那么，以下的解释或许更有说服力：中产阶层在上网的同时仍然有相当部分可以继续保持阅读偏好，而非中产阶层的网民则未必了。
书刊尤其是书本阅读是迄今为止人类传递信息、传承文明的最重要的手段。尽管面临各种媒体的挑战，但是，书本仍然是学习能力的最突出的标志。这是由书本阅读的特性所决定的：一方面，书本较为精粹地集聚了专门知识（并且经过了在各类媒体中最为严格的信息把关）；另一方面，因为通过阅读接受信息最能体现接受者的主体性——接受者可以有效控制阅读速度和内容，因此通过阅读书本接受信息的过程通常正是思想的形成过程。对于个人来说，不读书，就意味着接受信息常常是被动的、从众的、缺乏思考的。对于一个阶层来说，不读书，这个阶层的文化属性和创造力则会趋向贫乏。
就知识的增长而言，媒介本身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教育的职责，这里所述的教育是广义的，不单指学校教育，还指社会教育、媒介教育、经验教育等多方面。近来逐渐为学界注意的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问题，其核心意义在于准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