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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一直强调的是，服装要为人物的性格服务，无欢，导演最开始定下来的一点就是，这个人物要以黑色、银色这两种冷色为基调、还有头盔啊、雕饰啊，这些东西都要突出来一点：他是没有心的。其他人的服装都是布的，可是无欢却是一身盔甲，这也是为了说明这个人的冷酷、残酷的感觉。关于满神和光明的创作，导演看见以后非常满意，说这两个设计就可以一直沿用下去。《无极》的创作对于我来说，一开始就好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没有出口的世界里，不知道从哪入手，也不知道《无极》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找不到一个依据。但是当满神和光明的设计形象得到导演的肯定之后，为我进入这个世界提供了很大的启迪。
光明的鲜花盔甲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最早的创作我自己也不满意，就是红色的、很有威严的盔甲这么一种构思。后来的导演告诉我，大将军的盔甲不光要有威严，还要很美，鲜花盔甲上要有灵魂。最早的考虑，大将军盔甲上的鲜花都是花骨朵，随着他的喜怒哀乐，鲜花开放、闭合。我看到后来制作出来的服装，感觉到非常吃惊，很吃惊中国服装制作的水平之高。
第四部分 视电影为生命人道具秦红波
秦红波自述
我实际上还是先看剧本，看完剧本把剧情熟悉了，然后再考虑道具的风格问题。开始的时候，道具设计是很困难的，因为这种风格的影片，咱们没接触过，在市场上也很少，可以说没有。所以我也付出了很多心血，是一个很艰苦也很痛苦的过程。
拍摄之前，我们设计了很多道具。比如说囚车，囚车到最后我们也没用，但是那个设计经历了很长时间，画了很多种类型的方案。一开始还是摆脱不了原来设计的那些影子，所以说可能需要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才扭转过来。
无欢家里边的那个火盆也设计了很多次，好像做了十几个方案。最初的火盆就是我们过去拍戏经常见到的那种打铁盆，或者是很古典稍写实一点的盆子。那么现在影片中这种风格，我也说不好是一个什么风格，反正觉得放在北公爵住所里，还挺舒服的。最后拍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无欢的那把椅子在本来设计之后，叶锦添又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一些鸟标进去。叶老师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他毕竟是电影美术界比较成功的老师。所以说他增加了北公爵这些座椅上的东西，也给影片增加了一些色彩，我觉得加的还是很恰当的。
兵器也是分为好几种部队，白军会有鸟的形式，红军会有海棠花。这些都是能代表两个不同部队的东西，所有这些因素加进去以后，兵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我感觉导演最满意的道具是王城的立灯，就是一个人形，然后头顶一个中国古典的纱灯。他觉得很独特也很符合那个环境，但这些设计都是画了很多图纸以后才产生的。反正过程现在想起来还是很让人激动的吧。
在北公爵住所里面，几件大道具，像火炉、北公爵座椅、还有鸟形吊灯，基本上就是我设计的。比如那个鸟形吊灯最早的想法是，因为是一个有表情的鸟，它离演员很远，有一些表情并不影响拍戏。它也代表北公爵，火苗是从身体里燃起来的，这个鸟也是北公爵的一个象征，所以它在那个环境里还是很舒服的。
我第一次看完剧本，很草率地画了一些图，但是画得很细，拿给导演看。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些图是很不适合这部戏的环境陈设的。当时，导演还是鼓励了我。所以说，我一开始就很有信心的能把这个事做好。
我觉得这部戏我的收获是非常大的。它确实改变了我对道具的认识，让我觉得道具设计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指环王》，指环本身就是一件道具，而且整部戏就是围绕一件道具展开的故事。
对于《无极》来说，每一件道具都很重要。它是一个流畅的故事，它跟《指环王》不一样。每一件道具还是为了戏而出现的，我觉得做到恰如其分就是最好了。
我最喜欢精舍的铜镜那个道具。因为这部戏虽然是有东方古典的风格，但它没有朝代，历史又不很鲜明。所以设计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难的事。那个镜子是糅进了一些东方特点，比如说中国古代铜镜，它的镜面是用铜做的，然后边沿呢，有一些宝石。这样很东方，形状很自然很流畅，和环境也很贴切。它所谓的成功就是它放在那里很合适。
道具图画完之后，我还一直参与制作。因为设计出来以后，如果你不跟制作者交流的话，他很难光靠一张图纸去完成。所以从材料的选择到工艺到制作过程到效果，我一直是和整个制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第四部分 视电影为生命人擦身而过的“无欢”张国荣
陈红说张国荣
第一次是在《风月》试镜的时候见到张国荣的。那是十一年前的1994年，那个时候我觉得他非常的阴柔，非常的秀美，但是很招人喜欢，不给人一种大牌，或者给人形成压力的感觉。那个时候《风月》起初还确定了我演女主角，差点就和张国荣演对手戏了，那段经历是我人生当中最不快乐的一段经历。但是幸运的是，我认识了国荣。
和张国荣在一起，会特别的放松，无所顾忌。如果人有幸和一个专业的人在一起，他有时候就能影响你。张国荣就是一个很专业、很艺术家的人。他不会这样去说一个人，比如陈红你很漂亮怎么怎么的。国荣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说不出来这些话。我觉得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独立的世界，他的世界是与世隔绝的。这就是他当时给我的感觉。
95年《风月》在北京作宣传，是在那年年初的时候，我和圈里朋友葛优、吕丽萍还有他吃过一次涮羊肉。之后我与张国荣就没怎么联系了。在这之间，我和凯歌、国荣还在意大利餐厅吃过一次饭。但是碰面相当少。我觉得他有时候也蛮幽默的，是一种他自认为的幽默。比如他努力地想像北京人那样，学北京话，自己编一些笑话啊，逗大家笑。他还是很小孩子气，内心蛮纯真的。
2002年的时候，为了《无极》，我们走了很多地方，韩国、日本等等。当时也没有很强的目标性，只是约见了不同的人，和董玮、鲍德熹等人都见面、聊过。凯歌认为一旦要开拍一部电影，主要还是人的工作，以人为本。我们并不是因为谁最红，才去见他，而主要看和谁有缘，首先聊天都是聊和制作、电影没有关的东西。于是，那个时候就计划在香港见一些朋友。当时要联系张国荣并不困难，我们去香港最主要的目的，也是要去见见国荣。以前要联系国荣是非常顺畅的，我们有他的手机号码，哪怕留言台留了言，他也会很快回电。但是2002年的那次，就觉得非常奇怪，给他打了电话之后，没有音讯。我们又托他的一个香港朋友联系他，他也说找不到。我和凯歌两个人是很相信缘分的，就觉得国荣可能不在香港，或者原来的手机号码已经不用了，也就没有去多想。因为我们始终觉得，对于自己搞不清楚的事情，就不要让它一直来困扰自己，或者一定要搞明白。
当时我们觉得无欢这个角色，张国荣是唯一的人选。因为这个人物比较中性，内心又是非常的阴柔，让人感觉，这个角色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是很脆弱的。但是当一个人脆弱到极致的时候，他的处世方式又会变得很强。有些演员，你一看，他就是一个单一的演员，非常单薄的。但张国荣是一个有极强矛盾性的演员。当时真还没考虑别人。如果有很多人都能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这个角色的价值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说实话，那个时候挑选演员还不是当务之急。我和凯歌做事又不是那种特别一板一眼，一定要怎样的人。当时最重要的还是剧本。反正大家都是很亲近的演员和合作关系了，有时间就见一下，没时间也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