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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小说创作之外的另一面反映20世纪“中国的人生”的镜子。而由于这种反映是具有前述那些特质内涵的，所以他的思想理论，几乎可以归聚为一种人生哲学。这可以说是他的“知人论世”的文字和哲学化，即理论升华与文化结晶。但他这种人生哲学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同类哲学学说，他更侧重于对当代社会（不是一般社会）、社会——人生相（不是一般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不是一般人性）和人与人的心的相通与隔膜（不是一般的人际关系、人伦关系） 以及他们的相生相克的情状与利害因缘、发展机制。他从此切入而探寻社会发展的民族——文化机制。
鲁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魂灵，部分地反映在他的杂文中了。他从哲学的高度和深度，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视角，挖掘和探讨中国人的活的灵魂，中国人的活的人生哲学。终其一生，尤其是在后期，他衡量事物，评议问题，即知人论世，都“以民众为主体”。这是他的思想、人生哲学的基点、出发点与归宿。他称颂高尔基的话，完全适用于他自己。他曾这样赞颂高尔基：“他的一生，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由于鲁迅的心总是通向人民，由于他总是体味着实际生活的脉搏，也总是体察社会的实际，也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而且不怕面对黑暗，不怕承认群众的落后面。因此，他总是能够自觉地抵制、批评在中国、在共产党内不断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他确实是革命的诤友。这正是他的思想家的睿智与才华的重要体现，可谓放出了耀眼的、辉照历史卷册的光华，而且至今给我们以启迪和教益。在早期，在北京时期，他就有这种出色的表现，而在后期，在上海时期就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鲜明了。他批判过创造社、太阳社的“左”，批判过表现在芸生（丘九如）所写的《汉奸的供状》这首诗中的左联内部（包括领导层）的“左”，也反对左联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左”，他还曾拒绝过李立三要他发表宣言式文章的“左”，等等。他的“非革命的革命急进论者”的提法，他批判以极“左”面目出现，号称“彻底”的“左”倾思潮为“毒害革命的甜药”，都是非常深刻非常正确、切中要害的，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鲁迅在后期，还以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为观察基地，对殖民地文化，对小市民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了鞭辟入里、深入灵魂的揭露、剖析和鞭笞。这表现在他的后期一系列杂文之中。他们的贪小利、庸俗、无持操、嘁嘁喳喳、软弱畏葸等等品性及其形象，都被揭露无余和给予了深刻批判。如果说，他早期在北京主要是揭露批判了封建文化——心理层次的疮疤，那么，后期在上海，则除了仍旧继续这项工作之外，同时又更侧重于揭露和批判了庸陋卑鄙的小市民和“翻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旧疤上新生出的新脓包以至“洋疥癣”。
鲁迅思想——杂文中在这方面的“战果”和成就，也同样是反映了中国的人生和中国人的魂灵；而且其长久和深沉的意义是批判旧的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心态，并从而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和中国人的现代文化心态。
由此我们还可以说，鲁迅思想的一个突出特质是它的革命批判性，它带着强烈的批判色彩，并且在他的杂文中，使这种批判色彩，具有艺术性，具有审美特质，我们在匕首和解剖刀的闪光中，时见艺术的、美的火花迸射。
他对自己的解剖，也是非常严格的。他曾说他既解剖别人，又更严格地不留情面地解剖自己。他在杂文中（还有书信）曾经多次公之于世地剖白、解析自己思想的阴暗面、缺点和弱点。他的思想是在这种不断进行的自我批判中前进的。他检讨自己“中过庄周、韩非的毒”《坟·写在坟后面》。，解析自己“其实是‘破落户子弟’”《致萧军、萧红信（1935年8月24日）》。，批判自己“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二心集·序言》。他还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纠正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并且多次在杂文中公开检讨、总结这一点。这种认真的严肃的自觉的自我批判精神，并且勇于公开进行自我反省和总结，对于一位思想家和文化旗手来说，不仅是一种鲜明的特质，而且是一种高贵的品德，而为不少历史伟人所缺乏。
鲁迅作为思想家的最根本的思想、品德、心理的深厚根底，就是他的彻底的一贯的无私的爱国家、爱人民，这种绝代爱国者、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是他的思想达到崇高境界的根本。他一生本可安坐窗下，著书立说，养尊处优地过“纯正的学者生涯”，也可以雄踞学府、立足讲坛，当一名扬名学界的教授，但他却终身搏斗于民族解放的疆场、人世原则斗争的风沙之中。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他不重身前身后名，一直自视为一个凡人。他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品德，达到了一种人性美的境界，达到了罗曼·罗兰所说的“以其思想成为伟大”的真正伟大的境界。这同那些历史上身居伟大的崇高地位而却把自己的声名令誉放在首位的伟人比起来，更显得美，显得伟大。
鲁迅的这一切，使他登上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思想的高峰峻岭。鲁迅给了我们以宝贵的思想遗产，又为我们树立了民族化的伟大的人格榜样！
（原载《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鲁迅其人》第三部分论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
鲁迅，这个从19世纪中国最苦厄的时代走来的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以超凡的品格和业绩以及惊世骇俗的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光芒四射而成为几乎不可逾越的高峰。当人们仰视这座高峰时，往往产生一种神圣的感觉，不管是挚爱他的，还是憎恨他的，极少有人提出石破天惊的挑战。这种文化现象，我们把它称做巨人文化的克里斯玛效应，它实际上是由巨人文化的特质引起的。什么是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它和鲁迅成为文化巨人又有什么联系呢？
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
所谓巨人文化，它是许多代甚至若干世纪的无数个人的劳动结晶，但在少数人——如牛顿、达尔文、贝多芬、康德、爱因斯坦等的卓有成效的辛勤工作中达到了它的顶点——找到了它的完成形态，成为文化的一种新范式，即“一种文化要素或文化特性的聚合体，它们根据一定的前提组织起来，并受着一定发展原则支配。”［美］怀特著，曹锦清等译：《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只有文化巨人才有力度破坏文化的旧范式和创立新范式。在世界文化史上，被本民族引以为文化巨人的并不多见，至于像达·芬奇、莎士比亚、黑格尔、托尔斯泰、马克思等被视为世界文化巨人的更为罕见。因为文化巨人的诞生，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种新的文化范式的潮流汹涌澎湃，四面汇合并进入最后的合成阶段，文化的积累已提供了进行重大文化所必要的特质要素和观念要素；偶尔降生于这一幸运时期的人具有完成伟大的文化综合的禀赋和才能。因此，文化巨人“乃是一个文化要素的某一重大综合通过他而得以实现的人物”，“正是文化发展进入到伟大时期，各文化要素通过天才的人们而得到卓有成效的表达”［美］怀特著，曹锦清等译：《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文化巨人“是他所从属的文化作用的产物”［美］怀特著，曹锦清等译：《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是吸收本民族优秀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的乳汁，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他们一旦产生，便常常代表着本民族文化的方向，成为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古代中华民族曾出现孔子、孟子、老子、杜甫、李白等众多令人骄傲的文化巨子，近代中国则出现了鲁迅、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