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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十一天，乾隆十四年十月十七日，他又降一谕：“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署浙江巡抚永贵奏请临幸浙省阅视海塘一折，前因江南督抚等奏请南巡，特命大学士、九卿会议，询谋佥同，业经降旨谕允，江、浙隣封接壤，均系圣祖屡经临幸之地，且海塘亦重务也，今既据该省士民感恩望幸，群情踊跃，合词代奏，宜允所请。”［3］
以上乾隆帝讲的南巡之原因，是奉母后游览名胜，省方问俗，考察“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了解闾阎疾苦，这些都是事实。但若联系当时局势和六次南巡的具体情形，以及乾隆帝的个性来看，他之所以要巡幸江浙，而且从乾隆十六年才开始，以后又五下江南，便可知晓，奉母览胜，仅是出巡的一个目的，而且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附属目的，其根本的原因和愿望，则主要是政治性的，即他是为了创立和巩固“全盛之势”而出巡的。这与江浙的客观环境和历史及其在清政府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江苏、浙江在清朝诸帝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江浙是鱼米之乡和“财赋之区”。乾隆十八年全国在籍田地为七百零八万顷，征赋银二千九百六十一万余两，粮八百四十万余石，而江苏一省民田有六十八万余顷，征赋银三百三十七万余两、粮二百一十五万余石，浙江民田四十五万余顷，赋银二百八十一万余两、粮一百一十三万余石，即是说江苏、浙江二省的田地、赋银、赋粮数，分别占全国田地、赋银、赋粮的百分之十六、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三十八。再以田赋之外的第二大收入盐课而言，乾隆二十九年全国盐课共银三百八十余万两，而江浙为二百五十八万余两，占盐课总数百分之六十八。在每年运京供帝王后妃文武官员兵丁食用的四百万石漕粮中，江浙占了二百五十七万石，为漕粮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仅此几个简单的数字，便足以表明江浙二省在全国经济领域的特殊重要性。
江苏、浙江二省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他省。仅以关系政界、文化界最为重要的科举而言，江浙二省状元最多。顺治朝举行了八次殿试，取了八名状元，其中有江浙的吕宫、邹忠倚、史大成、孙承恩、徐文元、马世俊六人。康熙二十一科，除山东邓钟岳考上一名状元外，其余二十个状元皆系江浙人。雍正朝的五个状元中，江浙人居其四。乾隆年间出了二十七个状元，江浙人居二十一名。以上顺康雍乾四朝皇上钦定的六十一名状元中，江浙出了五十一位状元，占状元总数百分之八十三。榜眼、探花以及二、三甲进士之情与此类似。这也直接影响到大学士、九卿、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职的人选，江浙之人任职之多，在政界影响之大，是其他各省难以相比的。
江苏、浙江又是清朝前期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动一直延续不断，文字狱也以江浙为多。这些事实表明，江浙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朝廷必须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巩固其统治，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帝要效法皇祖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二、巡幸的准备工作
乾隆皇帝弘历于乾隆十四年十月下达巡幸江浙之谕后，便督促臣僚进行安排，使其实现。他多次下谕，责令群臣不要浪费民力扰乱民间。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他谕军机大臣：朕巡幸江浙，“问俗观风”，清跸所至，除道供应，有司不必过费周章，已经屡降谕旨。“至川原林麓，民间冢墓所在，安厝已久，不过附近道旁，于辇路经由无碍，不得令其移徙”。［4］同年三月十九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之折到京。其折说：查勘御道营盘处所，南省道路，山水交错，不似北地平旷可以随宜布置。且杭、嘉二府道旁皆桑，平原难得。臣与向导大臣恭阅御舟所经河道，纤路最宽者，不过一丈以上，或尚不及一丈。“臣等不敢过求开阔有损田园”，凡营盘处所，必详勘无妨民业之处，签桩修治。至于杭城西湖各名胜所经陆路，亦止期修治平坦，无事开拓宽广。乾隆帝阅后批示：“知道了。总以务朴省事及息浮议为要。”［5］
不久，他又看到向导大臣的奏折。向导大臣努三、兆惠奏称：由杭州渡江至绍兴禹陵、南镇一路，“河道窄狭，仅容一船，经过石桥四十余座，须拆毁过半，早地安设营盘，地气甚属潮湿”。努三、兆惠的责任是保证御道畅通、安全，让皇上、太后平安、舒适地游览、考察，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一般是不能以此惊动圣上烦劳天子的，这将被视作无能、失职或欺扰至尊，而被惩处，为什么这两位大臣要冒遭罚的危险奏呈难题？因为，他们所奏的含义是很清楚的，至少有两点十分明确：一为道路难行，谏阻巡幸浙江；二为如要前往，需大兴土木滋扰民间。这对于乾隆帝来说，确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因其不便行走而停止吧，出巡的愿望就会落空，雄伟的目标无法达到，允其拆桥占用民地大建营盘吧，又要骚扰民间，违背已发之旨，此题确难解答。但乾隆皇帝可不是遇事惊慌胸无主见之庸君，而且此时刚及不惑之年，身体健壮，胸怀大志，对个人享受看得并不太重，因此，经过思考后，他找到了轻易攻关的妙方。他于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谕军机大臣：朕初次南巡，禹陵近在百余里之内，不躬亲展奠，无以申崇仰先圣之素志。向导及地方官拘泥而不知权宜办理之道，鳃鳃以水道不容巨舰、旱地难立营盘为虑，若如此，所议拆桥数十座，即使于回銮之后，一一官为修理，其费甚巨，且不免重劳民力，“岂朕省方观民本意耶”？“朕在宫中，及由高梁桥至金海，常御小船，宽不过数尺，长不过丈余，平桥皆可径度，最为便捷。越中河路既窄，日间乘用，俱当驾驶小船，石桥概不必拆毁”。其原拟安立营盘二处，“著于此处造大船一只，专备晚间住宿”，不必于早路安营，既避潮湿，“且免随侍人众践踏春花之患”。［6］看起来似乎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就因乾隆帝不拘泥必坐龙船竖舰之常规，临机应变，改乘小船，从而轻易地跨越过去了。
乾隆十五年十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呈报关于巡幸浙江的两个问题。他奏称：明春南巡，浙省杭、嘉两郡俱系水乡，湖荡港汊，纵横交错，自江南交界至杭，陆路惟运河纤道，宽仅七八尺，凡应用什物暨执事人等，有须先送前站预备者，若开辟陆路，必挖废很多民间田园，今勘定副河一道，什物及执事人等，均由副河前进。御道两傍，本来俱应安兵站围，浙省运河纤道竟有无可站立之处。今酌定于两岸内，凡支河汊口各安卡兵二三名，临时禁遏人舟，如无路径处，不复安兵站围。其两岸有村镇居民处，许令男妇老幼跪伏瞻仰。乾隆帝于十月三十日批示：“甚是，妥当之极。好。不必严为拦阻。”［7］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总理行营王大臣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呈奏明春南巡所需之兵丁、马匹、船只等事。允禄等奏：水路随从官兵，必宜酌减，除大臣等应中途留住及随从人员已钦派外，侍卫仍派三班，兵丁本应派八旗六百名、健锐营四百名，但江、浙一路乘船，健锐兵久不操练，恐致生疏，应予停派。至江南登舟时，各处官员人等量减，但取差使无误，其余人员俱留住河北。其前锋、护军等兵，减派五百名，加上江宁迎驾兵二百名，足敷差使。拟派章京四十员，虎枪侍卫兵丁拣选四十员。江浙旱路应需之马，除御马用船载往，随从人等官马，照康熙时例，取用于地方，大臣一员用马五匹，章京侍卫一员马三匹，护军、紧要执事人等用马二匹，其余每二人用马三匹，于驻防、绿营官马、驿马内预备，合计需马六千六百九十余匹。其由徐家渡至直隶厂，由小五台至平山堂、高旻寺，由苏州至灵崖、邓尉、虎丘等如非紧要差使，俱留于舟次，约须备马四千匹，仍令每十匹外多备一匹，以便添用。至于船只，如多，亦恐拥挤，派出大臣，或每员给二只，或一只。侍卫官员等，或二三人一只，或四五人一只。拜唐阿兵丁，或八九人一只，或十数人一只。除装载物件便民船二十五只外，统计沙飞、马溜船四百四十只。随行官员人等，在十里以内者回船住歇，远者于附近寺院歇店宿歇，不许占住民房。米粮柴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