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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九月初九日，乾隆帝赐渥巴锡汗等人鞍马，“并令随围从观”，以后多次设宴款待他们。九月十四日，他又下谕封授土尔扈特汗、台吉爵位。他说：渥巴锡等台吉，“因与俄罗斯风气不同，且不时兴兵争夺，不得安生，仰企朕推广黄教安抚四夷之化，率数万人跋涉远途，不辞劳苦，归诚效顺，殊属可嘉，自应指地安插，使伊等衣食有俾，并予以滋生牲只，以资久远之计。除业经饬交伊犁大臣等办理外，兹特加恩，赐以封爵”。封渥巴锡为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舍楞为新土尔扈特部弼里克图郡王，巴木巴尔为毕锡勒图郡王，恭格、默们图为贝勒，旺丹、沙喇扣肯、奇布腾、雅兰丕尔、额墨根乌巴什为贝子，拜济湖为辅国公，诺海、伯尔哈什哈为一等台吉，阿勒克巴等三十人为一、．二、三、四等台吉。“尔等仰叨朕恩，其加意管束所属，咸务生理，延及子孙，永荷安全之福矣”。［18］后又按漠南、漠北扎萨克蒙古之制，编立盟旗，分授各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为盟长、副盟长、扎萨克，完成了漠西蒙古四部悉隶于清的厉史任务。
在这次秋狝中，乾隆帝处理的第二件军国大事是用兵金川。他在秋狝中，多次下谕指授用兵方略，斥责四川总督德福及大学士、管四川总督事务之阿尔泰庸懦无能，并因其难以改过，而罢革德福四川总督和军机大臣之职，授文绶为四川总督，命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带云南军营全部满兵入川，接替阿尔泰用兵金川之任。由此可见，木兰秋狝，的确未曾影响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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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36，页10、11。
［2］《清高宗实录》卷138，页6、7。
［3］《清高宗实录》卷142，页16。
［4］《清高宗实录》卷147，页4。
［5］《清高宗实录》卷147，页21。
［6］赵翼：《檐曝杂记》卷1，《圣射》。
［7］赵翼：《檐曝杂记》卷1，《木兰杀虎》。
［8］《清高宗实录》卷200，页1。
［9］《清高宗实录》卷1100，页6、7。
［10］赵翼：《檐曝杂记》卷1，《皇子善射》。
［11］赵翼；《檐曝杂记》卷1，《跳驼撩脚杂戏》。
［12］《清高宗实录》卷149，页11。
［13］《清高宗实录》卷147，页23。
［14］《清高宗实录》卷151，页16、17。
［15］《清高宗实录》卷149，页3、4。
［16］昭梿：《啸亭杂录》卷7，《木兰行围制度》。
［17］《清高宗实录》卷330，页8、9。
［18］《清高宗实录》卷892，页51、52。
四谒盛京祖陵
第二节 四谒盛京祖陵
一、谒陵诸制
乾隆帝弘历在位期间，曾四次到盛京恭谒祖陵。前两次皆奉皇太后前去。第一次是乾隆八年，他于七月初八日奉母后离京，自畅春园出发，十五日至承德避暑山庄，停驻三日，十九日离山庄，九月二十四日入盛京，十月二十五日返回北京皇宫，历时三个半月。第二次是乾隆十九年，他奉太后于五月初六日离京，十二日至避暑山庄，七月初五日从山庄出发，八月初七日到吉林城，九月十一日进盛京，十一月十一日返回京师。这次时间最长，前后共四个半月。第三次是乾隆四十三年，因太后于上一年去世，乾隆帝率八旗官兵于七月二十日起行，未经热河，八月二十四至盛京，九月二十六日回宫。此次因未到热河，时间最短，来去仅两个半月。最后一次是乾隆四十八年，年过古稀的乾隆皇帝于五月二十四日从京城动身，二十九日至承德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离山庄，九月十七日到盛京，十月十七日回到宫内，历时将近四个月。
乾隆八年的第一次恭谒盛京祖陵，基本上参照康熙年间之例，确定了谒陵的主要制度及活动的大致内容。八年五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说：“朕奉皇太后前往奉天，恭谒祖陵”，择于七月初八日启行。“一切应行事宜，著各该衙门先期备办”。［1］
第二天，五月初二日，总理行营事务的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上出巡时扈从官员兵丁安营制度。允禄等奏称：凡遇銮舆行幸，扈从大臣官员兵丁，安营各有一定处所，宗室王公之营，应在管声音堆拨之外就近之地，大臣们应按照领侍卫内大臣所指之地住宿，未入班的满汉官员及侍卫、拜唐阿等，各随其班次，章京、护军各随本旗之纛。镶黄、正红、镶白三旗在御营之后，正黄、镶红、镶蓝三旗在御营之西，正白、正蓝二旗在御营之东。近年以来，渐不遵照旧例办理。现酌定章程，分为左右翼，宗室王公、大臣、满汉官员，以及侍卫、拜唐阿、章京、护军、八旗等，仍遵以往之例安置。栓马支杆，平时设于正门左銮仪卫巡更处，皇上起行时，则设于管声音堆拨内，皇太后起行时，应设于正门左穿堂帐房次层帐房之间。再各部院总管衙门所属官员、内务府护军及太监等，亦令分别安置。其他人员，恐无约束，应特派章京四员及护军校、护军，分别指示。蒙古各部人员，仍交理藩院，令其于大营十数里外安设蒙古包。前后牧马人，随时起行，不准在夜深时刻出入哨内。乾隆帝批示：“好。依议”。［2］
盛京礼部侍郎那尔泰等官接到皇上欲去谒陵的谕令后上奏：“銮驾关系甚重”，盛京仅大清门内楼上可以安放，但是此处系官弁出入之路，“殊失慎重”，请揀用大清牌楼外义学官房十三间存贮。乾隆帝批示：将銮驾放在大清门内楼上，待到盛京时再降谕旨。
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就行营所用蒙古包等物的装运及随从人员出发之事，下谕说：此次前往盛京，未到热河之前，俱在行宫驻跸，所有行营需用的蒙古包、帐房、布城等项，及应该预备的物品，俱著于七月初三初四等日，先行起程，运至应该等候地方，预备等候。侍卫、章京、护军，酌量留用一些人外，其余人员著分别次序，预先起程，过青石梁等候。这样分别先后，依次起程，则住宿处所俱有空闲，行走之时，亦不致因人马太多拥挤不堪而损伤田苗。至于安排哪些人员先行，怎样分别次序，以及酌派大臣二三员带领他们出发等事，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立即定议具奏。王大臣遵旨随即上奏：各处随往盛京人员，应预先遣往的，有侍卫一百五十余名，亲军、护军六百余名，以及各项官兵、拜唐阿，共二千余名，车七百九十余辆。应分三拨，于七月初二至初四等日，派出大臣，按拨带往，分驻博罗河屯、喀喇河屯、热河等处，并于侍卫、章京、护军内酌留二百余名，于青石梁、黄土坎、苇子峪等狭隘地方，如遇行李壅滞难行，即协力护送。至于扈从人员，除安设堆拨等项差使以外，其余无差之人，若俱在行宫周围住歇，恐人多地窄，踏坏田禾，应允许他们随便借寓。另外，牧厂派出马六千余匹，护送先往之人，如待驾到后更换，未免耽延，请先派出放马的章京，赴博罗河屯，会同领拨大臣监视更换，其余马匹及已更换之马，仍交与马厂副都统牧放，以备御营官兵到时换用。乾隆帝降旨：“所议甚妥，依议”。［3］
同一天，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就随行马匹牧放巡哨之事下谕说：以往圣祖前往盛京时，众人所乘之马，曾照出兵例，派兵巡哨马厂。此次随行官兵，久未外出，未能谙练，“行营马匹，最关紧要”，倘不能寻觅水草牧放，必致疲乏。若按官兵驼马，派兵巡哨，则随往之马甚多，而此次官兵又不甚赢余，或令各自牧放，酌量派遣深悉水草官兵引导约束，倘有遗失，令哨兵寻觅。其应于何处巡哨，何处不必巡哨，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分别详悉议奏。
王大臣遵谕议奏：御营前后，设有卡座，地面宽阔，水草丰美，卡内尽可牧放马匹，惟左右两翼无卡，应于曾经参加围猎、出征之人内，派出护军校、兵丁共八十名，侍卫、章京四员，每翼派四十名巡哨，以侍卫、章京各二员统辖，如果遗失马匹，即令守卡人寻觅。至于从盛京回銮时，系由大路经过，便不必巡哨。乾隆帝批示：依议。著传示所有随营官兵。
出发之前一天，七月初七日，大理寺卿定柱奏：皇上恭谒祖陵，为期甚长，请于八旗都统、副都统内派出数员，自起驾之日起，至回銮之日止，协同步军统领等官，每晚在皇城内外及大城各处，分地稽查。再谕令都察院、步军统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