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晒慈晃薮妫鞘保头铣冢拔凼⑿校蠊豢吧柘搿Ｇ〉圩帕芯倭擞岷柰嫉睦印Ｓ岷柰际呛幽涎д赫耆拢浴笆芑哂健保滩恳榇φ读⒕觥Ｓ赫劢抵妓担骸坝岷柰贾创φ丁Ｑд瞥。斯矣胂陀胖叵抵卮蟆！薄敖窆塾岷柰荚咚嚼弁颍蚋魇⊙д癯吻澹藿圆桓疑钚乓印！倍礁в胙д谑』幔钪д挠帕樱鲆颉岸礁в兴胪蟹秩蟆保蚀д鳎煤笕绺魇⊙д锌际圆还咔槟苫咧祝礁О茨缰袄霞哟Ψ帧＃�6］乾隆帝谕令依照此例惩治喀尔钦。
其三，积弊需要革除。官官相护，是清朝宦海多年积弊。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员，平时仗权横行，各显神通，吞没国赋，侵盗库银，榨取民财，淫人妻女，草菅人命，一遇风吹草动，守口如瓶，互相包庇，实在是惊涛骇浪，巨船将翻，封疆大吏就舍卒保帅，抛出一二名知县，应付一下，自己和同僚便逃之夭夭，脱漏于法网之外，照旧腰横玉带，身著蟒袍，头戴乌纱帽，仍然是制台大人、抚台大人、藩台大人、臬台大人、知府大人，甚至奉旨来察的钦差大臣，也往往因受京中宰辅、九卿或亲友嘱托，或为地方官员厚礼所动，或胆小怕事碍于情面，从而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含糊其辞，不了了之。刚过而立之年的乾隆皇帝弘历，深知此弊，严厉训诫吏部侍郎杨嗣璟不得“有意为之开脱”，否则，其身家难保，而且还着重指出，此系帝“先行访闻”，巡抚“始行参奏”，令将巡抚喀尔吉善交部严察议处，并警告各省总督、巡抚力戒此弊，不然，“田法具在”，必将重惩玩法徇私之人。
第四，当今天子“并非无能而可欺之主”。乾隆帝即位以来，力革昔日皇父雍正帝苛刻过严之弊，主张宽厚施政，以诚待臣，优遇文武官员，不料萨哈谅、喀尔钦竟以帝为“无能而可欺之主”，违法负恩，“秽迹昭彰，赃私纍纍”，督抚又以帝“心崇尚宽大”，而苟且姑容，包庇大的贪官污吏，取悦于众，因此他非常生气，予以严厉斥责，表示决心要重惩犯法劣员，革除互为包庇的积弊。
三月初九日，即下谕后的第二天，乾隆帝又对九卿下达长谕，进一步申述了惩贪尚廉之事。他一共讲了六个问题。其一，廉洁为文武百官正身律己的最高美德。谕旨的第一句话就是：“人臣之所最尚者惟廉”。为君之仆、为民父母的文武官员，需要注重许多事情，但为政清廉，廉洁奉公，却是各级官员必须最为尊崇的高尚美德。其二，严惩贪官污吏。乾隆帝说，登极以来，崇尚宽大，体恤臣僚，于常俸之外，特加双俸，连教职微员，亦予恩赐，目的是让各官“日用充裕，庶乎保其操守”，但是，尽管“务崇宽德”是“朕之本性”，但“遇有贪官污吏，朕亦断不肯姑容”。萨哈谅、喀尔钦之“贪婪败检”，必予惩治，并降谕旨，通饬各省督抚引以为戒。其三，贪官乃衣冠禽兽。谕旨引用古人警句，痛斥贪官污吏说：“贾谊云：上设礼义廉耻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其四，群臣不应匿过不奏。谕旨责备群臣不劾贪污之事，着重指出，萨哈谅二人的种种劣迹，系帝访闻查出，而九卿中并无一人言及，石麟曾为山西巡抚，廷臣中亦有山西人，“岂竞漫无见闻”？科道等官，“动云风闻言事，所奏率多无关紧要之言，而遇此等事，转未有入告者”，不要以为“朕处深宫”而无一见闻。乾隆帝还严厉斥责反对劾治墨吏之人，痛骂“谓喀尔吉善参奏喀尔钦之事为过当者”是“岂复有人心者乎”！其五，偏信满官怀疑汉员。乾隆帝说：“现今满尚书六人，朕可保其无他，而汉尚书中所可信者，不过新用之一二人而已”。其六，勉励九卿持廉尚洁。乾隆帝语重心长地说：“九卿为朕股肱心膂，才具虽有短长，操守何难自勉，若于此不能自持，其他更复何望。自兹以往，务宜各砥廉隅，交相劝勉，以成大法小廉之治，用副朕厚望焉。”［7］
乾隆帝将廉洁作为官员的最高美德，把洁身自好注重操守作为各官必须具备的条件，提倡廉洁奉公，正身爱民，鄙视赃员严惩贪官，这种看法和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于国有利，于民有益。当然，在封建社会里，是不能实行廉洁政治的，封建专制制度，租赋制度和土地制度，决定了清官廉吏只能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官员难以保持操守，但是，乾隆帝能如此提倡清廉和不断惩治贪官，毕竟还是应予肯定的。尽管以上谕旨本身还有相当不妥之处，比如，他既过分相信满员，认为六部满尚书皆无贪污之事，可以为其担保，又过高估计了自己用人识人的能力，好象汉尚书中只有他新用的人才不是墨吏，这就太脱离实际了。其实，不仅汉尚书难保无贪婪之事，满尚书也不例外，兵部尚书鄂善马上就要因收受贿银而出丑了。
乾隆帝连续下谕，处理萨哈谅、喀尔钦贪污案件。五月十七日，他下谕说：喀尔钦于山西学政任内贿卖文武生员之事，今俱审实，萨哈谅于布政使任内滥行酷虐贪婪之处，亦已审实。朕对萨哈谅、喀尔钦如此施恩，授为藩司学政，而二人不图报恩，廉洁持身，勤勉效力，乃敢贿卖文武生员，纵容家人营私舞弊，滥行酷虐贪婪，“辜负朕恩，实莫此为甚”，若不将二人“从重治罪，抄没家产，则国法不伸，将来人亦罔知惩戒”，著将二人家产严查入官［8］。第二天，他又派乾清门侍卫巴尔聘往山西将喀尔钦押解来京。
又过了一夭，五月十九日，钦差吏部右侍郎杨嗣璟等人的奏折到京，奏称：奉旨查审萨哈谅“贪婪不法，款迹确凿”，照律计赃拟罪。乾隆帝降旨：萨哈谅前任广东布政使，声名不好，且趋奉鄂弥达，故朕将其左迁山西按察使，继因山西布政使缺出，一时不得其人，将其补授，以观后效。今杨嗣璟等人的本内谈到，萨哈谅在臬司任内，已有劣款种种，及升任藩司，婪赃尤多，共计一千六百余两，且实系科派属员，重收尾封，赃私入己，并非公项余银应报不报者可比。当时库吏言称旧例所无，力行禀阻，而萨哈谅斥其胆小，悍然不顾，“则其始终狡诈，藐法负恩，罪实难逭”，著“三法司从重定拟，以昭炯戒”。［9］
刑部等衙门遵旨议奏，请将喀尔钦拟斩立决，将萨哈谅拟斩监候秋后处决，乾隆帝批准此议，喀尔钦解到刑部后，立即正法。
乾隆帝乘此时机，于五月二十八日连下两道谕旨，狠煞贪风，整顿吏治。他在第一道谕旨中，列举山西官员贪婪不法苛索民财诸弊，责令他们痛改前非。他说：山西地方，自石麟为巡抚以来，因循旧习，吏治废弛，继以萨哈谅、喀尔钦贪纵无忌，而各属浮收滥取之弊，更相习为固然。如征收地丁钱粮，每两例加耗羡一钱三分，今加至一钱七八分不等，更有加至二钱者，若如此征收，民何以堪。至乡村编氓，有以钱纳粮者，每两银折收大制钱一千零三十文，按时价合算，“计一两加重二钱有余，是耗外又加耗矣”，“小民有限脂膏，岂能供官吏无厌谿壑”。其他如需索盐店当商陋规，买取货物，任意赊欠，短发价值，或勒定官价，苦累行户，“种种积弊，不一而足”。在晋省官吏中，并非没有洁己自爱之人，然而“积习已久，效尤成风，故贪黩者常多，廉洁者常少”。“民生吏治，关系匪轻”。朕特施宽大之恩，既往不咎，自今以后，“著严行禁革，务使痛改前非，洁己恤民，奉公守法”，若不改悔，朕一闻知，即派大员彻底清查，水落石出，“必将大小官员从重治罪，不少宽贷”。［10］
这道谕旨将山西贪风盛行民难承担之情，讲得十分清楚。仅就地丁钱粮而言，每两本应只加耗羡银一钱三分，而各级官员却加至一钱八分甚至二钱，每两地丁赋银多收了耗羡银五分至七分。姑按六分银计，此时山西全省地丁赋银约为三百万两，各级官员利用这一方式多向晋民征收了白银十八万两。再加上“耗外之耗”，乡村农民和中小地主以钱纳粮，每两多交二钱余银子，若按全省三分之二的地丁银系乡民所交，则官员又多征银四五十万两。两项相加，晋省官员仅通过地丁钱粮的加耗和“耗外之耗”，每年就榨取民财六七十万两银子，民何能堪！正如乾隆帝所说：“小民有限脂膏，岂能供官吏无厌谿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