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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督抚遵旨议奏，户部复议，经帝批准，制定了下列规定：“悉听民间垦种”，免征赋粮的土地有：直隶零星地土数量在二亩以下，不成坵段者；山东中则以上不及一亩、下则一亩以外之山头地角及河滨溪畔地，山西开垦十亩以下为数奇零不成坵段之瘠薄下地，河南不及一亩之上等地，不及五亩之中等地（山坡上岭，土薄力微，收获无多）；江苏未垦之山头地角硗瘠荒地，不成坵段之沟畔田埂奇零隙地；安徽奇零不成坵段之一亩以下的水田和二亩以下的早田；山西二亩以下之山头地角地，山岭水涯高低不齐坍涨不一之地；福建不及一亩之奇零田地；浙江临溪傍崖零星不成坵段之硗瘠地；湖北只能种杂粮、植树之山头地角硗瘠地，早地不及二亩，水田不足一亩；湖南奇零土地，种稻不及一亩、种杂粮不及二亩之溪涧高滩地；陕西、甘肃之山头地角地，四川不及五分之上田、中田，不足一亩之下田、上地、中地，山头地角间石杂砂之瘠地（不论顷亩），广东之山梁岗陁地；广西上则、中则水田一亩以下早田三亩以下，云南砂石硗瘠水耨火耕地；贵州山头地角奇零土地。山西、河南等省开垦地亩较多者，减则纳租。这道开垦闲地免征、减赋的上谕及其具体规定，对促进闲旷土地的开垦，起了很大的作用。
尤需专门讲述的是，乾隆帝对台湾的开发，从田赋丁银的征收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照顾。乾隆元年八月初八日，他特下减台湾丁银之谕说：“朕爱养元元，凡内地百姓，与海外番民，皆一视同仁，轻徭薄赋，使之各得其所。”闻听台湾丁银，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加上火耗，达五钱余，比内地丁银增加一二倍。著将台湾四县丁银照内地例“酌中减则”，每丁征银二钱，“以纾民力”，“永著为例”。［7］二年正月初五日，他又谕告总理事务王大臣，令减台湾“番饷”及澎湖、淡水二厅丁银。他宣谕说：以往台湾丁银重于内地，已经减征。现闻“台地番黎”，大小计九十六社，每年输纳“番饷”，按丁征收，有多至二两、一两余及五六钱者，“朕思民番皆吾赤子，原无歧视”，所输“番饷”，即系百姓丁银，著照民丁之例，每丁征银二钱，其余悉行裁减。澎湖厅、淡防厅之额编人丁，原每丁征银四钱余，著照台湾四县之例减征。
乾隆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又免台湾、凤山等厅县额征社饷并粟石折价钱八千四百余两，免各社鹿皮折价银一百余两，减征台属各县“厅番地贴饷银一半。六年五月十四日，乾隆帝再下恩谕，以台湾上年缺雨现今米贵，而蠲免台湾县自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三年未完人丁正杂钱粮饷税银二千余两、未完供粟四万三千余石，免凤山县三年未完钱粮七百余两和供粟五千余石，免诸罗县未完供粟二千六百余石及官庄银四百余两，使海疆百姓共受蠲赋之益。
乾隆九年，台湾田赋制度作了重大调整。台湾统一于清之前，南明郑成功父子执政时，上田一甲（折合内地十一亩三分余）征赋粟十八石，中田十五石六斗，下田十石零二斗。康熙二十三年改为上田一甲征粟八石八斗，中田七石四斗。雍正九年规定，自雍正七年以后新垦由园及自报升科者，改照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下沙则地纳赋，上田一甲纳粟一石七斗五升，上园一甲一石七斗一升，中下田园递减。此后，户部认为，这一规定“科则过轻”，奏请按照台湾旧额（上田一甲八石八斗）输纳。乾隆帝于九年下诏，否定其议说；“朕念台民远隔海洋，应加薄赋，以昭优恤”，除从前（指雍正七年以前）开垦田园照依旧额不减外，雍正七年以后报垦之地，仍照原定之同安下则地科征（即上田一甲一石七斗五升），从现在起，新垦田园，令地方官确勘肥瘠，照同安县则例，分别以上、中、下则定额征收，“俾台民输纳宽舒，以昭加惠边万之至意”。［8］随即具体规定，上田一甲征栗二石七斗四升，中田二石零八升，下田一石七斗五升，上园一甲二石零八升，中园一石七斗五升，下园一石七斗一升六合。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晚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
乾隆帝所说征收“薄赋”以“加惠边方”，并非夸张之词，亦非一般圣谕之陈词滥调，确系实情之表述。虽然台湾按同安县则例一样输纳，但台湾土地肥沃，水利发达，产量远远高于同安县。康熙末年，台湾县新垦之地，因其土肥，一甲之田，“上者出栗六七十石，最下者亦三、四十石”。［9］在彰化县、淡水厅，“田皆近溪，一年两熟，约计一甲田可收产谷四五十至七八十石不等，丰稔之年，上田有收至百余石”。［10］雍正十年彰化县一张地契载明，佃人李恩仁、赖束、李禄亭、梁学俊等租垦业户李朝荣之荒地，言定“成田之日，限定经丈八十五石满斗为一甲，每一甲经租八石”。［11］台湾一甲田相当于内地十一亩三分。上田一甲收谷七八十石至一百余石，姑按八十石计算，仅纳国赋粟二石七斗四升，业户（地主、自耕农）有上田一甲，每年可收入粟七八十石，十甲为七八百石。可见，台湾田赋确系“薄赋”，这对促进台湾的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二、大贩灾民 兴修水利
乾隆皇帝弘历不愧为明君，对赈灾之事十分重视。乾隆四年四月初七日，他特下一道禁止地方官员匿灾不报的谕旨。他在谕中讲道：
“朕御极以来，仰体皇考诚求保赤视民如伤之至意，广咨博访，庶几民瘼得以上闻。至于水旱灾荒，尤关百姓之身命，更属朕心之所急欲闻知而速为经理补救者，是以数年中颁布谕旨，不可胜数，务令督抚藩皋等飞章陈奏，不许稽迟，亦不许以重为轻，丝毫粉饰，倘或隐匿不陈，或言之不尽，朕从他处访闻，必将该督抚等加以严谴。盖年岁丰歉，本有不齐之数，惟遇灾而惧，尽人事以挽之，自然感召天和，转祸为福，若稍存讳灾之心，上下相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是以孜孜不怠，惟恐民隐不能上达，即天下想亦洞悉朕心矣。……夫民瘼所关，乃国家第一要务，用是特颁谕旨，通行宣示，嗣后督抚等，若有匿灾不报，或删减分数，不据实在情形者，经朕访闻，或被科道纠参，必严加议处，不少宽贷。该部即遵谕行。”［12］
他还曾多次讲道：“国家之正供，原出于闾阎，今地方被灾，应行赈恤，以取之于民者用之于民，是属理之当然，虽多何所吝惜。”［13］
乾隆帝所说“水早灾荒，尤关百姓之身命”，系其急欲闻知速为赈救之大事，为此，大发帑银，以取之于民者用之于民，其言可嘉，其行应赞。纵观两千年封建王朝的历史，赈灾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发放银米数量之巨，乾隆帝可谓历代帝君之魁。此非空论，有大量事实为证，姑取数例。
乾隆元年，乾隆帝下谕：地方发生水旱灾荒，其察勘户口造具册籍，皆由胥役吏保经手，他们所需饭食舟车纸张等费用，皆“派累民间”，甚至还需索于灾民，扰得民间不得安宁。从今以后，饭食等项用费，均“动用存公银”，不许“丝毫派累地方”。三年，他因省府州县各学贫寒书生领银有限，一遇歉岁，“不能自给，往往不免饥馁”，“深可悯念”，令今后每逢受灾发赈之时，饬教官开具贫生名籍，送地方官核实，于存公银两内发给银米，资其饮食。四年正月初五日，因上年江南地方“收成歉薄，民食维艰，他“宵旰焦劳，多方筹画，惟恐一夫不获其所”，于当日连下两道上谕，命存留江苏漕粮数十万石，“以备接济平糶之用”。原来户部与江南督抚议定，极贫之户，赈四个月，次贫赈三月，又次贫赈二月，现今改为，下江地方极贫之民加赈一月，上江歉收更为严重，将被灾五分以上的州县之极贫、次贫民人加赈一月，被灾四分以下州县加赈极贫之民一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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