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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斥责赫泰“逞其私智小慧，妄议朝廷重大政务”，“悖谬已极”。他再次重申爱民之意，宣谕说：“朕以爱养百姓为心，早夜思维，惟期薄海内外，家给人足，共享升平之福，故特颁发谕旨，将天下钱粮通行蠲免，……俾海澨山陬，无人不被其泽也。”他以赫泰不能体己“爱民之心”，“而生异议”，交部严加议处，降二级调用。［26］这样一来，就制止了异议之风，为使普蠲钱粮之旨顺利执行起了重大作用。
其三，成效显著。“朝廷粮赋”，岁岁交纳，违令抗粮，严惩不饶。有清一代，年年都有数十万、数百万贫苦农民和中小地主因欠交国赋，而惨遭贪官污吏豪横差役残酷鞭挞和百般勒索。除了额定正赋，还有各种分外苛派，常数倍于正额。一旦明谕免赋，正额固然不纳，苛派也无从收起，对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确是一大福音，因此受到广大百姓的赞颂。家居江苏昆山的巢林散人龚炜，出身书香门第，父系进士，岳父家乃娄东望族，本人喜经史，工诗文，善丝竹，然屡试不第，著书自娱。这样一位怀才不遇颇有牢骚之雅士，对乾隆帝之普蠲天下钱粮却极力称赞，专门写了如下颂词：
“乾隆十年上谕，本年各省地丁钱粮按次全蠲，与民休息。诏下之日，万方忭舞。自上嗣服以来，大赦积逋，再减浮赋，岁收稍薄，辄费天庾，水患偶乘，动支国帑，天地犹有憾，皇仁蔑以加突。我侪小人，惟是祝丰年急公锐，稍申媚兹之忱，乃更沐非常溥博之泽于望外，苍生何福以当之。自惟草茅，无以报效，衢歌不足颂扬，祗有清香一柱，祷祝上苍，惟皇子子孙孙永保民。”［27］
普蠲之诏下达之日，“万方汴舞”，这是对乾隆帝大蠲租赋之最好赞扬，可见此举之深得人心，对促进农业的发展，繁荣社会经济，改善中小地主、小自耕农的处境，均起了不可忽视的视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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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4，页5，卷90，页19，卷161，页1，卷172，页311，卷242，页9，卷243，页7。
［2］《清高宗实录》卷3，页30…33/［3］《清高宗实录》卷164，页1、2。
［4］《清高宗实录》卷86，页2。
［5］《清高宗实录》卷311，页28、29、44、46。
［6］《清高宗实录》卷311，页33。
［7］《清高宗实录》卷311，页34…37，《清史列传》卷18，《杨锡绂传》。
［8］《清高宗实录》卷10，页2、3。
［9］《清高宗实录》卷90，页19。
［10］《清高宗实录》卷93，页20。
［11］《清高宗实录》卷9，页3。
［12］《清高宗实录》卷2，页8。
［13］《清高宗实录》卷3，页15。
［14］《清高宗实录》卷115，页4，《清高宗实录》卷3，页15。
［15］《清高宗实录》卷89，页8。
［16］《清文献通考》卷14。
［17］《清高宗实录》卷196，页13，卷205，页22：《清文献通考》卷4；王庆云：《石渠余纪》卷1，《纪蠲免》。
［18］《清高宗实录》卷8，页20，卷24，页12；《清文献通考》卷4；王庆云：《石渠余纪》卷1，《纪免科》。
［19］《清高宗实录》卷242，页9、10。
［20］王庆云：《石渠余纪》卷1，《纪镯免》。
［21］《清圣祖实录》卷244，页2…4。
［22］《清高宗实录》卷2，13，页14；《石渠余纪》卷1，《纪蠲免》。
［23］《清史稿》卷303，《梁诗正传》。
［24］乾隆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口，乾隆帝言需及早停止征大金川的理由时讲到，部库存银仅二千七百余万两（《清高宗实录》卷331，页52）。扣除十一、十二、十三三年余银八九百万两，为一千八九百万两，加上乾隆帝继位时父皇遗钱粮，库存帑银约四千余万两。
［25］《清高宗实录》卷243，页7。
［26］《清高宗实录》卷243，页7、8。
［27］龚炜：《巢林笔谈》卷4，《乾隆十年全蠲丁粮》。
奖劝农桑 赈灾治河
第二节 奖劝农桑 赈灾治河
一、“重农务农劝农”
乾隆帝记取前代帝君重农务本之历史经验，十分重视奖劝农桑促进农业生产。乾隆二年五月十三日，他特下两道谕旨，强调务农劝农。一谕专讲“重农务本”。他着重指出：“食为民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而耕九余三，虽遇灾年，民无菜色。”目前，国中尚有未耕之弃地，种稻、黍的方法，“水褥火耕之异”，南方人尚多不谙习，北方民人更不讲求，此皆牧民之官的责任。各省督抚，罕有以身为倡，“课百姓以农桑本务者”。他宣布，从现在起，“欲驱天下之民，使皆尽力南亩”，要求督抚牧令“身先化导”，督抚以民务农桑与否，定州县官员之短长，帝以此考核督抚之优劣。北方五省之民，“于耕耘之术，更为疏略”，因而常闹灾荒，令户部会同九卿，详议劝民垦种、提高北方生产技术、奖惩地方官员的办法，使“劝课有成”，广大百姓“家有盖藏”，这样，礼乐刑政之教，方可“渐于讲习”。［1］
过了二十天，乾隆二年六月初二日，九卿遵旨议奏教农之事说：“明农教稼，所以务本也。我皇上轸恤民瘼，恩膏屡沛，洞悉久安长治之道，先筹家给人足之源，特颁谕旨，首重农桑，以力田为小民之切务，以劝课为官吏之责成，诚禹贡王制之良经”，应令各省督抚督促地方官员认真教导，若有成效，“地辟民勤，谷丰物阜”，交部议叙，如教戒无方，则交部议处，如此，则吏民“皆知所劝”，可收耕九余三之效。帝从其议。［2］
乾隆帝于五月十三日下的另一上谕，是要求编写农书。他在谕中着重指出，“农桑为致治之本”，皇祖曾绘耕织图，“以示劝农德意”，皇父屡下劝议之诏，亲耕耤田。自古以来，“为耒耜，教树艺”，皆系古之圣人。其播种的方法，耕耨的节候，备旱驱蝗之术，散见于各种经籍，“至详至备”，其后农家之学说，亦各有可取之处，应当荟萃成书，颁布中外，“庶三农九谷，各得其宜，望杏瞻蒲，无失其候”。他谕令南书房翰林和武英殿翰林编纂进呈。［3］到乾隆六年，此书完成，共七十八卷，他命名为《授时通考》，并亲写序言说：“（朕）日与中外臣工，为斯民筹食用至计，胼胝机杼之苦，日廑于怀”，因检阅前人之《农桑通诀》、《农政全书》等书。“嘉其用意勤而于民事切”，故命内廷词臣广加搜辑，从各书中，“举物候早晚之宜，南北土壤之异，耕耘之节”，储备之方，蚕织畜牧之利，汇萃成编，以期闾阎务农，“阜成海宇之至愿”。［4］
此后，乾隆帝多次下谕，宣谕重农务农的重要性，责令督、抚、州县官员课劝农桑，发展农业生产。他还采取了劝农的具体措施，就是减粮免科，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刺激务农者的积极性。就在他即位之后不久，户部尚书、总理陕西巡抚事史贻直上疏说：“荒地难于报垦”，请将永寿县原报“荒缺地”二千零五十四顷，以四亩五亩折征一亩，折地四百五十七顷，照五等地粮科征。淳化县原报“缺荒可垦地”一千三百零九项，以四亩五亩折合一亩，折地二百七十九顷，“俱照铁地科征”，澄城县原报缺荒可垦地七百一十二顷，照下下地科粮。汧阳县原报缺荒可垦地一千三百三十七顷，以三等地减作五等，以五等地减作七等，征收税粮。户部议复，乾隆帝批准其议。［5］这六七千顷荒地大量减收国赋，定会促使人们踊跃将其开垦成熟。
影响更大的是乾隆五年七月的一道上谕。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特下开垦闲地减粮免科之谕。他谕“命开垦闲旷地土”说：
“从来野无旷土，则民食益裕。即使地属畸零，亦物产所资，民间多辟尺寸之地，即多收升斗之储，乃往往任其闲旷，不肯致力者，或因报垦则必升科，或因承种易滋争讼，以致愚民退缩不前。前有臣工条奏及此者，部臣从国家惟正之供，无不赋之土，不得概免升科，未议准行。朕思则壤成赋，固有常经，但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亦当筹画变通之计。向闻边省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植，即使科粮纳赋，亦属甚微，而民夷随所得之多寡，皆足以资口食。即内地各省，似此未耕之土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