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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放林逃移，那时，辗转稽延，便多需时日了。如果林爽文复从内山“潜行煽惑，别滋事端，岂不更费兵力”！［22］
此后，乾隆帝又几下谕旨，指责福康安失误。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他又降谕：福康安自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大里杙“贼巢”，迟至十二月初四日始由平林仔发兵前进，“使贼匪得以乘暇，收合羽党，于集集埔预为布置，据险抵抗，已属办理迟缓”。追官兵攻克集集埔后，于十二月十三日在水里社拿获“逆首家属”，福康安若能及早带兵直往小半天一带搜捕，“则贼匪穷蹙奔逃，救死不暇”，岂能收集党夥二千余人，竖栅垒墙，投石放枪，抵死抗拒？此时林爽文必然尚在该处藏匿，若福康安于敌布置之先，即统兵抵达该处，“林爽文岂能据险抵御，屡次使之乘间逃逸”？福康安应当亲统官兵一二万，直入埔里社内山，追擒林爽文。［23］
紧接着，乾隆帝又数降谕旨，斥责福康安，火气越来越大。其实，这些渝旨都是无的放矢，都没有下达的必要。因为，不仅由于皇上远居万里之外，不了解台湾地形、气候和民俗，不知行军作战之艰辛，所有指责皆不切合实际，而且还因为此类谕旨发出之时，福康安已早擒获林爽文了。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一日，福康安之捷奏到京。福康安、海兰察、鄂辉奏：正月初一日，拿获假扮林爽文的赖达，据供林藏匿于打铁寮一带山沟。当即派官兵由蝦骨社、合欢社追捕，直至炭窑。恐其潜向海口逃逸，随派各营官兵由后垅至中港，自竹堑至桃仔园，沿山密布，“臣等亦各分隘口，四面围截”，复遣巴图鲁、侍卫二十员及贵州、广东、屯练兵数百名，扮作民人，同淡水“义民”、差役及社丁、通事，分投缉捕，于初四日在老衢崎将林爽文及头目陈传、何有志、林琴、吴万宗、赖其垅等一同擒获。［24］
足足生了一个多月闷气的乾隆皇帝，这时忽然解怒为笑、变贬为褒，立即下谕，嘉奖福康安等将林爽文“设法生擒，办理周妥，实属可嘉，特亲解御用佩囊二个，分赐福康安、海兰察，用昭恩眷”，并大赏有功臣将。［25］
福康安又于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分路进攻南路庄大田部义军，连战连胜，至二月初五日俘获庄大田，彻底镇压了天地会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反清起义。
福康安随即将林爽文、陈传等押解北京，凌迟处死，枭首示众，于府城斩杀庄大田，并着手处理台湾善后事宜，如修建城池，添设戍兵，赈济灾民等，又举办屯田，将从征的“熟番”挑选四千名作为屯丁，每名给四十余亩，令其防守隘口，缉捕逃犯。福康安与福建巡抚徐嗣曾根据圣旨，多方查询、思考，呈上《清查台湾积弊酌筹善后事宜》奏折，共包括善后章程十六条：稽查水陆各营官兵操演，水师将弁按期出洋巡哨，严总兵巡查之制，禁兵士离营窝娼包赌经商，革除旗牌、伴当、内丁、管班等项名色，水陆提督互相点验换防戍兵，海口城垣安设炮位，严禁械斗，清查户口编民入籍，不准民间私造兵器旗帜，重惩赌徒，于淡水八里岔开设以岸以便商民，大员轮查台湾官员出具考语，台湾道员专折奏事，申禁和稽查沿海港口私渡船只，安设铺递传送文报。
大学士、九卿议覆，乾隆帝于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降旨，批准福康安、徐嗣曾之奏，谕令台湾文武官员“敬谨遵循，力除积习以饬营伍而靖海疆”。［26］
四、御制“平台”三文 冤杀“名将”柴大纪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将《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御制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纪事语》、《御制平定台湾功臣像赞序》三文，用清汉字书写，于台湾府城及厦门二处，建碑碣三座，慎选石工，妥为镌刻，“俾岩疆海徼，咸喻朕勤政爱民明慎用兵之意”。［27］
三篇御制文章，对平台之役作了概括性的叙述和深刻的分析，是了解乾隆帝之思想、方针、战略，战术及作风的极好材料，现将第一篇文章《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摘录如下：
“……至于今之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则有不得不详记颠末以示后人者。……若兹台湾逆贼之煽乱，乃卒然而起，兵出于不得已，而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盖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之后，历雍正逮今乾隆戊申，百余年间，卒鲜卅岁宁静无事，而其甚者，稚朱一贵及兹林爽文。未一贵已据府城，僭年号，林爽文虽未据府城，然亦僭年号炙。朱一贵虽据府城，蓝廷珍率兵七日复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虽未据府城，亦将一年，始获首渠，平定全郡，则以领兵之人有贤否之殊，故曰事在人为，不可不慎也。林爽文始事之际，一总兵率千余兵灭之而有余，及其蔓延猖撅，全郡骚动，不得不发劲兵命重臣，则予迟速论所云未能速而失于迟，予之过也。然而果迟乎，则何以成功？盖迟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筹策之予心，故始虽迟而终能成以速，非夸言也，盖纪其实而已。若黄仕简、任承恩初迟矣，而予于去年正月即命李侍尧速往，代常青为总督，办军储，常青往代黄仕简，蓝元枚往代任承恩，司剿贼之事，而郡城与仕简弗致失于贼手，是幸也，是未迟也。既而常青只能守郡城，蓝元枚忽以病亡，是又迟矣，而天启于予，于六月即自甘省召福康安来热河，授之方略，八月初即命福康安、海兰察率百巴图鲁及各省精兵近万，往救诸罗，是又未迟也。……夫迟之在人，而天地神明护佑，每以迟而成速，视若危而获安。……夫用兵岂易言哉，必也凛天命，屏己私，见先几，怀永图，方寸之何，日日如在三军前，而又戒掣肘，念众劳，且予老矣，老而精神尚健，不肯图逸以遗难于子孙臣庶，藉以屡成大勋，此非天地神明之佑乎，亦岂非弗失良心得蒙天鉴乎”。［28］
乾隆帝此文，意在说明自己用兵台湾，调度有方，指挥得当，故能很快平台擒渠。不可否认，乾隆帝在战争后期任用将帅、筹拨军需、指授用兵方略等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故仅只增兵五千，即很快扭转战局，三个月之内便结束了战争。但是，也不能因此就低估了他在事变初起时的错误判断、任人不当、派兵过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更不应以此来掩盖他在事后对柴大纪、常青二案处理的错误。
柴大纪是浙江江山县人，乾隆二十八年由武进士拣选守备，分发福建试用，三十六年至四十三年六月，历任水师守备、游击、参将，四十三年七月擢湖南洞庭协水师副将，四十六年九月升福建海坛镇总兵，四十八年十一月调任台湾镇总兵。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率众起义后，柴大纪初守郡城，立下功劳，旋领兵收复诸罗。五十二年二至四月内，义军先后十次猛攻县城，皆被柴大纪击败。林爽文又统军万余及大批会党，“自六月中攻围，连日夕不止”，志在必克诸罗。此时，将军常青株守郡城，十里外村在皆为庄大田部义军占据，水师提督蓝元枚困于鹿港，“四面受敌”，诸罗亦仅一孤城。如果林爽文打下诸罗县城，则可挥师南进，与庄大田会合，围攻郡城，并定能夺取清军庸帅常青所据之地，再转攻鹿港，消灭蓝元枚部，君临全台。因此诸罗县城之得失，关系甚大。
柴大纪深知此举之利害，想方设法，鼓励将弁绅民，死守诸罗。史载：“大纪指挥诸将云：语曰：有城守责者，生死以之。大纪虽武夫，敢弃天子所付之封疆乎？誓与此贼始终可也。因置酒召诸将饮，席间亲酌之酒，挥泪拜诸将曰：君等如能坚守固佳，否则斫大纪以降贼，无使苍生遭锋镝也。诸将感激用命，日夜防守甚严，时出军扰贼营。贼用吕公车，以数百人曳之，击城北堞，城上用飞炮碎之。贼复用火箭射难楼，诸将预蓄水桶，随手扑灭。贼日夜喧噪以乱军心，城中鼓角应之，使不得闻，如是者凡百日。诸义民鼓于忠节，各皆出饷劳军，城赖以济。”［29］
乾隆帝原来对柴大纪并不赏识，曾因其将一次奏折差弁分日呈进，而予严行申饬，并旋即将其调任汀州镇总兵。柴以二社“生番滋事”随提督剿捕，未赴新任，寻因平“番”有功，皇上奖其进山搜剿，颇为出力，令其仍任台湾总兵。林爽文起义后，柴大纪守御郡城，并收复诸罗，乾隆帝以其“甚属出力”，“奋勇可嘉”，恕其“致贼滋事，失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