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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罗两处，受困日久。臣一到鹿仔港，即整兵前进，务将贼匪屯聚相联之处，痛加剿杀，使其首尾不熊相顾。”乾隆帝就此批示：“是。以彼巧计攻彼，此语得之。”［15］九月下旬，福康安又送出一折，奏称：此次由鹿港进剿，必须南北两路并力合攻，“使贼匪分散”。现咨常青、恒瑞、柴大纪、蔡攀龙等临期合攻，一面抚谕附近被胁民人，令其各保村庄，“杀贼自效”，道路自无虑梗塞，然后进逼大里杙“贼巢”，约会淡水官兵、由乌日庄夹攻，不难一鼓歼擒。
福康安此奏，固然是遵照谕旨而制定的，集中兵力，南北夹攻，直捣大里杙林爽文家乡，但是，揆诸战阵实情，此举未免欠妥。因为，柴大纪、蔡攀龙久困诸罗，粮尽弹绝，疲惫不堪，区区三千左右弱卒，怎能冲锋陷阵。参赞恒瑞虽拥兵五千，却怯儒畏敌，长期坐扎盐水港，不攻不战，以增兵六七万相请。原将军常青，拥兵株守，根本不敢言战。假如福康安真按上述方案行动，届时必然是名为诸路合攻，实则仅只福康安孤军作战，柴大纪、蔡攀龙不能突围会合，恒瑞、常青不愿也不敢领军参战，而对方林爽文、庄大田两部人马倒很有可能如期会合两面夹攻，局势就将难以收拾了。
“为军旅要务，晓夜思维”，“无微不到”的乾隆皇帝，可能已察觉此计欠妥，故一当看到福康安之折后，即于当日（十月十六日）决定改变进攻目标。他谕军机大臣：“就此时情形而论，自先以援救诸罗为要。福康安到鹿仔港后，等候川、黔、广西兵到齐，即直抵诸罗”。至于台湾府城，现有常青，虽未能进攻，自守尚属有余，即使府城守御难支，竟至失陷，亦不难收复。“福康安不必因身当重寄，不能为郡城保全，即为有负任使，心怀疑虑，以致顾此瞻彼”。［16］
乾隆帝此谕关系紧要，影响巨大。它彻底改变了进军重点，既不直捣“敌巢”，又不往救不甚危急的郡城，而是猛攻围困诸罗的林爽文，从而为解除诸罗之围和歼灭义军主帅，奠定了基础。此谕还有一处相当高明，即乾隆帝明确指出，福康安不必为郡城可能失陷而担心。这样讲，很策略，也很深刻。肩负平台重任的大帅福康安，如果在进军过程中，因救一县城而丢了府城，不仅是有损尊颜，而且可能要遭受重惩，他不能不“心怀疑虑”，这将严重影响统帅精力和思绪，“以致顾此瞻彼”。现在皇上讲明了，不须有此顾虑，府城丢失也不要紧，可以再行收复，显然这也意味着不会因此而怪罪将军。
乾隆帝以上种种重要措施，坚定了大帅的信心和决心，激发了将士的斗志，兼之武器精良，粮草充足，“义民”支持，“胁从”来归，使平台之役进入到新的阶段。
三、将士遵旨奋战 “大功”告成
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将军、嘉勇侯福康安，参赞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绰尔和罗科巴图鲁、一等超勇侯海兰察，参赞、成都将军鄂辉，统领广西绿营及四川“屯番”兵五千，乘船一百余号，于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崇武澳放洋，昼夜行数百里，第二日抵达鹿港。十一月初四日，海兰察带领巴图鲁、侍卫二十余人，前往去大里杙必经之地八卦山一带，见林爽文军于山梁设卡树旗，海兰察等即奋勇仰攻，擒拿敌兵，夺占了八卦山。十一月二十四日，乾隆帝看到了福康安、海兰察、鄂辉关于此事的奏折，很高兴，立即谕军机大臣：“此次海兰察所带巴图鲁、侍卫止二十余人，即能直抵贼人设卡处所，杀死贼匪，擒拿活口，士气人心，为之一振，洵为事机顺利，极好吉兆”。柴大纪力捍诸罗孤城，粮食久已缺乏，现今花生、地瓜等物又俱食尽，望援急迫。“福康安自应即由元长庆、笨港一带统兵速进，剿杀沿途贼匪，径达县城”。［17］
此谕尚未到达军前，福康安已进入诸罗县城了。原来，福康安统兵五千抵达鹿港后，“帆樯列数里”，声势浩大，“各村庄被贼胁者望风解散”，“贼闻之，不测多寡，谓真有十万兵至，始惧”。［18］十一月初六日，福康安声称直捣大里杙，“而阴趋县治”，除渡台之兵五千外，又于初七日在元长庄总兵普吉保所带官兵内挑新旧得力士卒六千余名及“义民”一千余人从征。大军分为五队，由福康安、海兰察、鄂辉、护军统领普尔普、总兵穆克登阿、总兵普吉保、侍卫额勒登阿分别带领，“凡遇贼庄，即行剿洗，互为援应”。十一月初八日黎明，行至老仔顶，敌军“多人，潜于竹园内施放枪炮，一齐拥出”，官兵“屹立不动，枪箭齐发”。“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发矢殪数十贼，贼大惊曰：是何老骑兵，强壮乃尔。遂即披靡”。福康安、海兰察等带领巴图鲁侍卫，“冲入贼中，贼匪抵敌不住，进入竹林。两旁竹围蔗田内，及崙仔尾等处，各庄贼匪，或数百人，或数千人，前来抗拒”。福康安预为布置，调令鄂辉、穆克登阿带领四川“屯练降番”，扼住右首东庄溪桥，普尔普、侍卫春宁、参将吴宗茂带兵堵剿左首各庄敌兵，并遣“义民”分头焚砍竹围蔗田及各处草房，打通了老仔顶庄、老仔尾庄。海兰察带巴图鲁、侍卫及“奋勇官兵”，长驱直入，“福康安将各处贼庄尽力攻剿，无不克捷”。进至牛稠山，林爽文领军“阻溪自固，在山梁屯扎，见官兵将至，四面围裹，不下万余”。海兰察率兵直越溪河，冲进敌队，“无不以一当百，抢上山梁”，会党抵挡不住，“纷纷逃窜”。福康安等于当日酉刻进入诸罗城，“城中官民出迎，饥羸无人色，见福至，无不欷殻оㄆ财淅炊渫硪病薄＃�19］被困五月余的诸罗县城，终于解围了。清军征台之役发生了根本转变，从此，义军日衰，官兵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乾隆帝于十二月十四日收到了诸罗解围的捷报，非常高兴，立下谕旨褒奖说：“若援兵再迟十日，县城即难固守”。福康安、海兰察能督率将弁官兵，鼓勇前进，不等候贵州、湖南续调官兵，即不避险阻，“将各庄屯聚之贼匪痛加歼杀，直抵县城，数月之围应手而解，城内数万生灵均获更生之庆”，此皆福康安等调度有方，振作士气，故能克敌制胜，迅奏捷音，自应优加宠锡。福康安、海兰察俱系候爵，著晋封公爵，各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以示优异。鄂辉等一并从优议叙。［20］
福康安等在接到晋封公爵之旨以前，已经统军进剿会党。林爽文于撤围后，退据诸罗城北之小半天山，此山四面陡绝，难攻易守。十一月十八日，福康安率将士“百道仰攻”，苦战后攻克。义军万余退守斗六门，与官兵激烈交战，不利，再退守大里杙，凭藉早已筑成的土城，架设大批枪炮，竭力抵御。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军进攻，林爽文军反击，“退而复集者数次”。战至晚上，清军伏于沟坎间，林爽文军“万炬来索战”，清军万箭齐发，万枪齐射，杀死会党甚多。第二日，官兵分路进攻，林爽文已携眷夜逃，大批会党阵亡。十二月初五日，清军又猛攻林爽文所据集集埔，“杀千余人，于是贼党皆溃。林爽文先匿其妻孥于番社，惟与死党数十人窜穷谷丛箐中”。［21］
乾隆帝开始得悉上述捷音时，相当高兴，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谕，同意福康安恩赏有功人员之请，授索伦佐领阿穆尔塔为一等侍卫，赏副将张芝元以总兵职衔，赏翼长六十七以副都统职衔，赐总兵袁国璜等人巴图鲁名号。但由于他望胜心切，急想立即擒获林爽文，告成大功，故在一段时间内对福康安有所不满，发出怨言。就在升赏官将的这一天，他又谕军机大臣，指责福康安未乘胜统兵压于“番地”，以逼“番人”擒献林爽文。他说：福康安当大兵攻克“贼巢，声势百倍，逆首穷窜之际”，正当趁此兵威，及锋而用，即勒兵“直压生番地界”，谕以祸福，则其震慑兵威，贪得奖赏，自必将林爽文即时献出，“实为此事紧要机宜”。“从来用兵之道，惟以威胜。历观前史御贼之道，无不全资兵力，即至讲和修好纳降，亦必陈师压垒，使敌人慑惧畏伏，然后盟约可坚，操纵自我”。今福康安只差人“晓谕生番，悬立重赏”，则其惟利是视，设林爽文送与“生番”大量财帛，则“生番”可能将林私行藏匿，或放林逃移，那时，辗转稽延，便多需时日了。如果林爽文复从内山“潜行煽惑，别滋事端，岂不更费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