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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个多月的考虑，在杨应琚三封奏折的蛊惑下，乾隆帝终于最后决定进攻缅甸，酿成大错。
四、贪功开衅 杨应琚死有余辜
为帝倚重言听计从的杨应琚，究系何许人也？真是乾隆帝所赞“老成历练”的“公忠体国大臣”，还是言行不一、巧言惑众的伪君子？他之如此热中于攻缅，是为国求福永靖边陲，还是为己牟利？这一切，历史给他作了正确的结论。原来，杨应琚乃系贪功求爵制造事端最后兵败身亡的可耻之徒。
杨应琚，汉军正白旗人，父文乾任至广东巡抚。杨应琚初任西宁道，以乾隆帝信赖的大臣黄廷桂荐其有才，且处理一些事体比较妥当，符合帝意，很快擢任两广总督，后移闽浙总督转陕甘总督。帝以其“久任封疆，历练有素”，于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当其入京就任大学士时，调任云贵总督，办理缅甸事务。三月初杨应琚抵昆明，十七日至普洱。此时，“瘴疬大作”，“缅人渐退”，清楚雄镇总兵华封乘机进据孟艮，城空无人，“仓粮已自烧毁”，普洱总兵刘德成占整欠，车里等内地土司皆服，“普洱边外悉平”，召散的姐夫召猛烈等头人亦为清军所获。杨应琚遣派官员，往孟艮、整欠等土司，“正经界，集流亡，厘户口，定赋税”，令召丙居孟良、叭先捧居整欠，均授三品指挥使职衔，管理土务。［26］
乾隆帝闻讯，十分高兴，于四月初八日下谕蠲欠十三土司赋税说：
“云南附近普洱之十三土司，久已输诚内向，编列版图。近日莽匪滋扰各土司，边境夷民鲜得宁居，现已发兵平剿，已捣整欠、孟艮贼巢，搜捕匪党，各土司得复安故土，但既受莽匪蹂躏，元气难免亏损，深可轸念。即未经被扰土司，一切派拨土练，修理桥梁，急公踊跃，其情亦属可嘉。著加恩将普藤、猛旺、整董、猛乌、乌得、车里、六困、倚邦、易武、猛腊、猛遮、猛笼、猛住十三土司地方，所有乾隆三十一年额征条编正耗暨米折银三千余两、正耗粮六百余石，并猛笼一处乾隆三十年旧欠银二百余两，概行豁免，以示优恤边夷之意。”［27］
杨应琚如果有自知之明，如果对缅甸的国情（军力、人心、地势等）有比较正确的了解，就应该抓住这个极为难得的有利时机，巩固边防，撤兵退驻边境，与缅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不要去攻打缅属土司，更不要妄想建树奇功，率军攻缅，欲图征服缅甸。但是杨应琚却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缅人“易于摧殄”，而利令智昏，听从了个别属员的怂恿，走上了误国误民也误己的绝路。
乾隆三十一年四月，杨应琚安定普洱后回到省城，调文武官员及熟习外域情形之人，至昆明商议下一步的工作。腾越副将赵宏榜，湖北人，年轻时曾当过波龙厂厂丁，“习缅事，野人头目皆与之善”。赵欲夺取特功，“首陈木邦、蛮暮各土司愿内附，缅酋势孤易取状”。赵“闻各土司乐于内附，又传言懵驳之母劝其子臣服”，“有机可乘”，竭力劝诱杨应琚出兵攻缅。开始，杨还清醒，不听其言，拒其议说：“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复何求而以贪功开边衅乎？”赵宏榜再三怂恿，杨终于为利所动，“信其言”，令道、镇、府、州官商议。迤西道陈作梅、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永昌知府陈大吕，“皆议以贼势甚大，边衅不可开”，乌尔登额“阻益力，书凡七上”，杨极不高兴，十分恼怒，将陈大吕革职。诸将见此情状，纷纷奏报土司内附。云南提督李勋说猛勇、猛散土司求附，普洱总兵刘德成称猛龙、补哈请归，楚姚总兵华封报整卖、景線、景海土司献土求降，木邦、孟密、孟养、蛮暮等亦求归顺，其奏表“皆言所属地一二千里、户十数万”，“为边外大都”，其实，“其土地、户口皆悬在缅地，我不能有也”。杨应琚不察虚实利弊，一一上奏，授其头人为千总、守备等职。［28］
得到皇上批准后，杨应琚即于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离普洱，前往永昌受木邦等土司降，进军缅甸。行前，开化同知陈元震驰檄缅甸，号称“调集精兵五十万、大炮千尊，有大树将军统领”，“陈境上，不降即进讨”，以图“震慑”缅人。清军已进据蛮暮之新街。
正当杨应琚满以为大功即将告成之时，缅王遣派的数万军队，大举来攻。缅军分兵四道，一由蛮暮，一由猛密、猛育，一由木邦，一由滚弄江，占木邦。九月二十日缅军猛攻新街，清腾越副将赵宏榜突遭敌袭，无力抵挡，焚烧器械辎重，败回铁壁关，置蛮暮于不顾，缅兵“数万尾而入”，木邦、蛮暮土司均避入内地。杨应琚闻报大惊，“痰疾遽作”，但并未将兵败实情上奏。
乾隆帝得知杨应琚患痰症，于十一月初八日下谕，调两广总督杨廷璋往滇代治军务，赐杨应琚以“素有神騐”之内府所制十香返魂丹、活络丹及荷包六个，让杨“加意调摄，以冀速痊”，“慰朕眷念至意”，并以其“老年病体”，需人侍奉，遣其次子宝庆府知府杨重谷速往永昌看视。不久又派大学士傅恒之子多罗额驸、乾清门侍卫福灵安带御医李彭年往治杨病，并命杨应琚之长子江苏按察使杨重英驰驿迅往永昌，“省视伊父”，为监军，“襄助一切事务”。尽管乾隆帝此时对杨应琚还算信任，但他已开始有所怀疑，欲图直接了解全面军情，故特谕福灵安“驰往军前，详悉体察”，如能短期成功，即“同往统兵征剿”，若很难筹办，即“据实详悉入奏”，以便“得知徼外确情，以定进止”。［29］
杨应琚不久病愈，调集士卒一万四千余名，令诸军出击。十一月，提督李时升令永北镇总兵朱仑出铁壁关，攻楞木，欲进击蛮暮，收复新街；命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带兵至宛顶，以攻木邦。朱仑于楞木失利。缅军分路进入，从三十一年十一月至第二年三月，先后攻下铜壁关，入万仞关，焚掠盏达、户撤、陇川等地，攻占猛卯等处，于万仞关、铜壁关、猛卯几次击败清兵，击杀清游击马成龙、班第、毛大经和都司徐斌、守备高乾等将弁。官兵伤亡，内附土司被掠，蛮暮等新附土司被占。如此重大失败，杨应琚却视而不见，反而几次奏报大捷，声称击杀缅兵上万。
尽管杨应琚伪报战功，但他心里也很清楚，缅军势强，难以征服，不早想良策，恐其长据内附土司地区，事态扩大，无法掩人耳目，将被皇上察觉，招致重惩。因此，他想以“允降”来结局，于三十一年十二月底，会同云南巡抚汤聘、提督李时升上奏说：缅甸“自楞木溃败，大兵复乘势追剿，二次共杀贼六千余人。当有伊领兵头目莽聂吵遮来营，恳请罢兵归顺，并呈献金镯、红呢、花布等物。”不久，缅兵二三万来掠，我军于十二月初六至十六日，先后杀敌三千余人，“计前后剿杀，已几及万人”。查缅甸系边南大国，密箐崇山，阻江为险，水土恶劣，瘴疠时行，“若欲直捣巢穴”，恐旷日持久，得不偿失。“如猛毒（即懵驳）果倾心凛惧，愿效臣服，似可宥其前愆，酌与自新之路”。［30］
过了几天，三十二年正月初，杨应琚三人又奏：“缅酋猛毒之弟卜坑，及领兵头目莽聂眇遮，屡赴军营乞降。据称，前因蛮暮及各土司，近年贡献逾期，率众索取，原非抗拒大兵，今屡被惩创，情愿息兵归顺。至蛮暮、新街等处，实系夷人资生之路，并恳赏给贸易。”［31］
这两道奏请罢兵允降的奏疏，分别于三十二年正月初十、二十四日送至大内。照说，乾隆帝应该认真考虑一个十分严肃、至关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过去再三恳请出兵征服缅甸的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然带领巡抚、提督，联名奏请收兵允降？须知，在未全歼敌兵、缅甸国王没有表示悔过的具体行动和亲身入贡求降的条件下，就要求撤兵，显然是极其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捉弄皇上。既然没有达到征服缅甸的目的就往后撤，那末，当初何必广调兵马，劳师动众，远道征剿？如此出尔反尔，诱哄圣上，牵着皇帝原地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