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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音响设备只能算是中高级，大部分是英国器材（因为我觉得美国或日本的器材不够柔和），在我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也觉得满足了。我的喇叭有两个特点：低音温而厚，高音亮而纯。由于唱机不是超级产品，所以清晰度略嫌不足，但听交响乐绰绰有余，如果唱片发音效果佳——所谓“发烧大碟”——我听起来也足够过瘾，甚至发起烧来全身进入一种亢奋的状态（马勒［GustavMahler］的作品尤能使我如此）。不过，问题是，如果录音不好，我所想象的效果无法达到，或者更糟的是，有时候唱片杂志乐评家极力推荐的唱片，我买回来听，反而大失所望，浑身不适。非但无法渐入佳境，而且越听越觉得不是味道，甚至把一个乐章重复几次后，无法卒“听”，或勉强听完一次后大呼上当。这种不满足的情况是我最难忍受的，于是，我不知觉走上音乐和音响“版本”之学的歧路。为了解除心灵上的痛苦，我势必要购买同一个乐曲的多种版本，反复比较，直到满意为止。但是，有时候若购得三四种版本后仍不满意的话，问题就更大了。情绪起伏不定，一方面不敢再买（已经浪费了不少金钱，而且成了家的人不应该再有单身汉的放荡），另一方面还想再试，于是又开始读音乐杂志、收集资料，甚至在收到一笔意外之财（譬如本文的稿费）之后，根据研究心得再买一个“最后”的版本。
音乐的遐思
第一辑纸上漂过的音符（上）纸上漂过的音符
纸上漂过的音符
我近年一贫如洗，愧对父老妻女，实在是受了我这个业余爱好之害。
不过，如果我需要为自己辩护的话，也自有一番似是而非的道理。
其实，我的专业（文学）和我的爱好（音乐）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有时候我感到读书和听音乐所得的“快感”颇相似，特别是小说和交响乐，其结构的对称性可以找到理论的根据：俄国理论家巴赫金（Bakhtin）所得出的“多声体小说”这一概念，就是一例。我个人在聆听音乐时，往往下意识地把它和文学的境界混在一起，反之亦然，读文学的书，往往想到音乐的主题。唐诗和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ClaudeDebussy）的音乐，在我的脑海中就产生类似的效果（可惜我文笔生硬，不知道如何描述）。据说钢琴家傅聪也曾有过此种看法。初读昆德拉（MilanKandera）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直觉地认为全书是一首弦乐四重奏，四个主要人物恰似四种提琴，在全“曲”的结构中作哲理和情感上的交融。而这部小说被搬上银幕后却面目全非，精致的四重奏变成了大而无当的交响乐，而且指挥者——导演的诠释全错了，不该有的重音却拼命加强，把整个小说的“轻”搬弄成使我难以忍受的“重”！观后浑身不舒畅。回家猛听雅纳切克（Janácek，昆德拉最喜欢的捷克作曲家）的两首弦乐四重奏，心情才逐渐平稳下来。
我授文学的课，往往作音乐的隐喻，学生听不懂，我更感到对牛弹琴，了无乐趣。浅显的例子学生比较容易接受，譬如，我每次重教鲁迅的小说，就说：“每一个指挥家，都想诠释贝多芬（LudwigVanBeethoven）的九首交响曲，经典作品可以容许不同的读法，卡拉扬（HerbertVonKarajan）前后录制过三次贝多芬的交响乐，我也前后读过三次鲁迅的小说……”说着就自鸣得意起来。有时候文学作品互相指涉和反讽，就用巴尔托克（BelaBartok）《交响协奏曲》中的一个乐段引用并讽刺肖斯塔科维奇（DmitryShostakovich）《第七交响曲》的例子，于是又可以把话题扯到文学与政治、乡土与现代、作品与诠释等大问题上去。
语言和现实不同，而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和社会现实的距离太近了：历史和社会文化的使命感或承担意识（所谓“感时忧国”的精神）固然重要，然而一个作家若没有自己的文学语言，仍然无法把意识变成艺术，或在个人艺术和集体意识之间找寻独特的出路。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肖氏的交响乐我又想到与他同时期的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Strauss）的交响乐和歌剧。如果肖斯塔科维奇在俄罗斯历史的洪流巨浪中试图作自我的见证，施特劳斯在德国历史领域中却毫无贡献，然而他在晚年对于艺术和人生的领悟——特别是他被历史抛弃之后（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纳粹党）——却自有一套看法，在乐曲中显现为一种日薄崦嵫的美感。我最喜欢他的《最后四首歌》（可惜没有一个版本令我满意，早期施瓦茨科普夫［ElizabethSchwarzkopf］唱得最好，可惜她的唱片转录成CD后效果不佳，韵味全失！）。有一次在授课时竟然想到他的歌剧《玫瑰骑士》，灵感出自白先勇的《游园惊梦》。我问学生可曾听过昆曲，美国人当然瞠目以对，而中国学生（包括我在内）也不甚了了，那么如何解释白先勇笔下的“美人迟暮”的心态？那是一种什么境界？除了引用《红楼梦》和《牡丹亭》之外，我突然想到《玫瑰骑士》的元帅夫人和全剧最后一场的四重唱——啊，耳边乐声响起，卡拉扬的指挥棒在台下挥舞，台上呈现的是施瓦茨科普夫雍容华贵之像，她对镜自照，知道无法和年轻貌美的苏菲竞争。而年仅18岁的美男子奥克塔维杨和苏菲一见钟情，恰相匹配，于是独白、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接踵而来……唉，我认命吧：青春不再，人生如梦，人世全非。认命吧，我诚无冤孽！
我从忘我之境回到课堂中，年轻的美国学生们呆呆地瞪着我，看样子我又把话题扯得太远了，这是我讲课的老毛病，最近似乎更加剧了。
如何收场？只好煞有介事地说：“你们太年轻了，不懂得中年心境，更不懂得音乐！好，回去每个人买一套《玫瑰骑士》的唱片，先听选曲。版本有三种较好，20世纪50年代的卡拉扬版本比新的好，萧提（SirGeorgSolti）的也不错，还有伯恩斯坦（LeonardBernstein）的，录音方面伦敦版较佳，不过……”
第一辑纸上漂过的音符（上）音乐与政治热情
肖斯塔科维奇的“反讽”与“反抗”
音乐与政治热情
音乐与政治有无关系？从一个“外在”的立场而言，当然有，然而，音乐本身是否有政治性，却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只是音乐的爱好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以我的看法只能算作一个乐迷的主观臆想，不足为行家借鉴，但也许会引起其他乐迷的共鸣和争论。
音乐的效力可以激发人的政治热情，法国的国歌《马赛进行曲》和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然而，如果把这两首歌的歌词除掉，仅凭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是否仍能引人投笔从戎、参加革命？西洋古典音乐史上，不乏所谓“国民乐派”的例子，从俄国到北欧和东欧，不少音乐家都受其影响，认为作曲的目的是和爱国家爱民族分不开的（近现代中国更是如此，容后叙），而且更能引发听众的政治热情，譬如西贝柳斯（JeanSibelius）的《芬兰颂》，芬兰人听了会热泪盈眶；斯美塔那（BedoichSmetana）的交响诗《我的祖国》（MáVlast），顾名思义，这首更是如此。
然而，时过境迁之后，或从其他文化的立场来看（或听）的话，是否政治效果仍然不变？就我个人而言，音乐确会引起激情，但却不见得和政治有关。我听过《我的祖国》无数次，虽然我也热爱捷克文化，但却对《我的祖国》部分音乐无动于衷。我做过一个试验，光听此曲最有名的唱片——1992年捷克籍的名指挥库布里克（RafaelKubelik）回到阔别三十年的祖国与捷克爱乐交响乐团在布拉格五月音乐节演奏的实况录音，觉得演奏热情有余，但抒情味不足，还比不上他早年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灌制的版本。最近买了一张这场音乐会的实况录像的VCD回来看，却立刻受到气氛的感染而激动起来。
肖斯塔科维奇的“反讽”与“反抗”
第一辑纸上漂过的音符（上）回忆录（《见证》
纸上漂过的音符
同样的音乐，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况中，当然有不同的感受，恐怕标题政治性极强的音乐也不例外。我久想写一篇论肖斯塔科维奇的文章，但迟迟未动笔，多少年来却发现自己对他的音乐的看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