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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通知蒂姆说我刚刚发现了一个问题。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贝尔斯登的困境（8）
他又惊又怒。“汉克，你已经作出了承诺。你必须想办法履行你的承诺。”
我回电给霍伊特。“想个办法出来。”我告诉他。
鲍勃是一个优秀的律师和一个有干劲的家伙。在面见我之前，他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检验了几种假象性的、打破常规的理论，而且已经征求了司法部的意见。律师们的结论是，他们想出来的那些办法在国会的听证会面前连三个问题也抵挡不住。
最终，当蒂姆明白我们已经无能为力，我们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美联储的300亿美元贷款依据的是这样一个法律条款：美联储有权在一种“紧急状态”下向外提供贷款——即使是向贝尔斯登这样的一家投资银行贷款，前提是贷款“的安全性达到了令联邦储备银行满意的程度”。在那个下午，黑岩公司的CEO劳瑞·芬克（LarryFink）已经向蒂姆和我保证，他的公司已经对贝尔斯登的房贷类资产作了足够细致的研究，可以给我们出具报告证明美联储的贷款是足够安全的——也就是说，损失的风险微乎其微。因此，美联储真正需要政府提供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保护，而是政治意义上的保护。
由于财政部不能向美联储提供正式的损失保护，我们决定由我出面给蒂姆写一封信，对美联储的行动表示赞同和支持。我也会提出，如果美联储确实遭受了损失，这意味着美联储可以提供给财政部的利润将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承担损失负担的并不是美联储，而是纳税人。
我将这封信称做我们的“所有的钱都是绿色的”之信。如果财政部有这样做的财权，这笔贷款本来应该而且必然会由财政部来提供——而要想让美联储来替财政部做这样一件事，这封信就是一个间接的方法。霍伊特立即就开始起草信件。但现实结果是，我们直到一个星期之后还在推敲信的细节。
我们在下午4点钟不到的时候就听到了杰米的回音，得知摩根大通的董事会已经批准了这一交易。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贝尔斯登方面的消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紧张。刚刚结束与杰米的通话，我已经开始担心贝尔斯登董事会的反应。如果他们决定出难题怎么办？如果他们决定选择破产而不是摩根大通的橄榄枝，无论这看起来有多么不理性，他们都将占据谈判的优势。尽管我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发生，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迟迟得不到贝尔斯登的答复仍然让我坐立不安。最终，在下午6点整，贝尔斯登董事会批准了交易。
***
《华尔街日报》于星期日晚上在网上披露了贝尔斯登与摩根大通的交易。摩根大通将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买下贝尔斯登，总投资236亿美元（2007年1月的时候，贝尔斯登的估值曾一度达到200亿美元的高峰）。如果股东投票否决了这一交易，那么新交易方案必须在28天之内提交股东进行再次表决——依此类推，整个程序最长不超过6个月。这种反复投票措施意在让市场放心，即使贝尔斯登的股东否决了每股2美元的价格，交易最终还是会完成。作为交易的一个环节，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向一个名叫MaidenLaneLLC的独立实体提供300亿美元的贷款，由它来购买并管理贝尔斯登的房贷类资产。
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批准了一个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rimaryDealerCreditFacility，PDCF），自大萧条以来第一次向投资银行开放了贴现窗口。我们在那个周末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举措。我们希望制造一种投资银行已经被置于美联储的保护伞之下的印象，借此让市场安心。
那天晚上，我们又一次召集了与金融业各大CEO的电话会议。杰米·戴蒙的开场白是这样一句话：“你们与贝尔斯登的所有交易头寸现在都归于摩根大通名下。”
这是整个交易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在交易最终完成之前，摩根大通将对贝尔斯登的交易账户进行担保——意思就是保证它的每一笔交易的有效性。这种保障正是让市场继续与贝尔斯登做生意的前提条件。
蒂姆随后也发了言，最后由我给大家讲话。我强调美联储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以稳定金融系统，请求他们贡献他们的援助之手和发挥他们的领导力。“你们需要同舟共济，相互支持。”我记得我当时这样说，“我期望你们能够负责任地行事，避免那些可能会损害市场信心的行为。”
“如果股东们否决了它（指的是这项交易），而我们仍在像你要求的这样负责任地做事，那该怎么办？”花旗集团CEO维克拉姆·潘迪特问，“政府会补偿我们的损失吗？”
这个问题绝对切中要害，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杰米·戴蒙还是参会的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心情听到这样的问题。
“如果这个公司完蛋了，花旗会怎么样？”杰米不客气地说，“我已经站出来了。你为什么还要问这些问题？”
***
有了摩根大通的介入，贝尔斯登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不再是问题。星期天晚上的亚洲市场遭遇了抛售狂潮，但星期一的伦敦和纽约市场保持了稳定。
但是，尽管曾经耳闻乔·阿克曼星期六给我的那种直言不讳的警告，我还是低估了市场近来对美国投资银行信心丧失的严重程度，特别是欧洲市场。我已经要求国际事务副部长戴维·麦考密克致电欧洲各国财政部的人，通报贝尔斯登拯救行动和美国市场的强劲反应。但在星期一的晚上，戴维请我出面来打这些电话，因为他发现欧洲人已经吓坏了。星期二，我与欧洲的几位财政部长通了电话，包括英国的阿里斯泰尔·达林、法国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和德国的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Steinbrück）。我解释了我们的行动，请求他们给予支持。
这次沟通的结果真的让我颇为吃惊。坦率地说，我曾经对某些欧洲银行的消极态度感到失望，满心希望我的欧洲同僚们能够鼓励他们的银行变得更积极一些。但现在我发现，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对贝尔斯登事件感到震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这一交易在美国也饱受争议。尽管有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一个足以拯救金融系统的大胆壮举，但也有同样多的人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是道德风险酿成恶果的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认为我们应该任由贝尔斯登倒闭。这一阵营中不乏要人，其中一个是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他认为这一举动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贝尔斯登的困境（9）
公平地说，我能理解我的批评者们的观点。原则上说，我与他们一样也不愿意拿纳税的人钱去冒险拯救一家让自己陷于困境的银行。但我的市场经验告诉我（而且我始终相信我的看法是正确的），金融系统所面临的风险太大了。我相信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可以说我们低估了贝尔斯登危机爆发的速度，但我们却很快地认识到了我们的法定权力在危机处理中的不足之处。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我们加倍努力地完成了我们计划在月底推出的新立法蓝图的设计。
但围绕拯救行动的争论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舆论是褒还是贬，我们的交易实际上尚未完成。我们所宣布的交易之所以一开始不为市场所接受，是因为市场需要确定性，而且是急切地需要。
但到头来，一切还是归结到了价格问题。许多贝尔斯登的股东（这家公司有大约1/3的股份是由员工持有的）被每股2美元的价格激怒了，他们认为这样的报价纯属趁火打劫。毕竟，贝尔斯登的股价在2007年1月份的时候还曾高达近173美元，这样算的话，股东们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我对他们感到同情，也能理解他们的愤怒。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个公司之所以还有一点价值可谈，唯一的原因就是政府愿意出面拯救它。
总体来看，市场中的交易者和金融媒体的许多评论者都认为这一价格太低了。在星期一，贝尔斯登的股价达到了481美元——比摩根大通2美元的报价高一倍还多，这是因为市场预期摩根大通将不得不提高报价以确保交易的完成。
这倒是制造了真正的不确定性，对任何人都不是件好事。对贝尔斯登，对摩根大通，对正在稳定下来的市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