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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第二个CCTV体育频道诞生（2）
2004年2月2日上午，中央台转播超级碗美国橄榄球决赛，这又是一个送上门来的资源。以往人们偶尔能从ESPN的节目中看到橄榄球比赛，这一次，NFL联盟将精彩的比赛送货上门，除决赛外还有4期特别节目，马国力说：“超级碗是世界上最好看的橄榄球，那边急于推广，我们一分钱不花，还有广告收入，何乐而不为？决赛是在白天，不耽误我们的节目播出。这样好的资源，如果没有出转播事故，中央台一定会接着做。”马国力所说的转播事故是指中场休息时，外国电视台制作的片花中有政治敏感镜头，这个镜头导致中场演出转播被取消，我们没机会看到珍尼·杰克逊“露乳”，没看到U2乐队的演出，而2005年的超级碗也挪到上海东方台播出。
1984年，苹果公司推出“麦金托什个人电脑”，选择在超级碗决赛时推出广告，这促成了“超级碗广告”概念。超级碗决赛当天，可以说是美国的另一个“国庆日”，当晚的转播就像咱们的春节晚会一样万人空巷，决赛当晚一条30秒的广告，价格在200万美元左右。高水平的比赛、优秀的直播与制作、发达的商业，使得超级碗成为体育电视中的巅峰之作。
附录 脚印
附录 脚印
体育频道10年了。在这个快餐时代，10年恍如隔世，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还有多少人记得体育频道这过去10年的历史？所以我一直犹豫着是否要写这篇东西，写了它给谁看？
然而我却是无法忘记的，我记得这10年来每一件事情甚至每一个细节。每每回头看看就像在数自己的脚印。
而且这些脚印够大够深，有一些数字可以说明：1982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员工9人，每周节目总量15分钟；1995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开播，当时员工27人，每天首播节目4小时；2003年：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下辖4个部，400多人，每天首播节目14小时。
1995年：体育频道只在北京地区播出，全年广告收入450万元；2003年：体育频道全国平均覆盖率达到60％，代表着7。3亿人；广告收入4。4亿元，2004年则超过10亿元。
这些数字是我和我的同伴们共同写出来的，我相信和我一起书写的人们不会忘记这些由自己创造的历史，一些伴着体育频道长大变老的观众也希望在体育频道10周年之际，听听我这个“道长”的纪念。恐怕不能不写点什么，于是就开始了。
第一章：我自己（1）
我1969年当兵，1989年开始主管体育部。我很在意从事的这份工作，可能这与我的出身有关。
我的老家是距离北京两百多公里的河北省无极县。我第一次出北京的旅程就是回老家。
提起河北省无极县，许多在我这个岁数的人大概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那部电视专题片《无极之路》，记得那里边的县委书记刘日。我不认识这个人，但从节目中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式的“七品”官。节目播出不久，虽然他没有回家种红薯，却也不再是无极县的父母官了，或许是那名害了他，不过无极县的不少百姓还在念叨他在时的一些事情。
到目前为止我回过3次老家，第1次是三四岁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印象。第3次是1995年，回来以后再去卡拉OK的时候，我只点一首《弯弯的月亮》。并不是觉得自己唱得好，我只是被里边的一句歌词感动：只为那儿时的村庄，还唱着往日的歌谣。我的故乡和我第2次回去的时候没有多大变化，最大的改变是土坯房变成了砖房，但整个住宅里的家产按照北京的标准，全加起来也卖不出200块钱。而我那些堂表兄弟姐妹还是那么知足，那种神态我在第2次回老家时就深有体会了。
那是1967年。那时候城乡差距不像今天这么巨大，起码在我家是这样。父母二人的工资加起来不过120多元，养活两个老人和3个孩子，没有任何一件可以称得上奢侈品的东西。在那个时代，我家的情景应该属于中等水平，除了高级干部（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在普通民众中受到冲击不排除群众的嫉妒情绪）和独生子女家庭（如凤毛麟角）之外大都如此，所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除了治安好之外，大概还因为没什么好偷的。
1967年春节前，父亲让我一个到北京“串联”的堂哥把我领回了老家。下了火车，下了汽车，还得走30里地才能到达我的老家西宋村。那是第一次长途跋涉，长得仿佛没有尽头。堂哥只比我大两岁，当然不能背着我走。当走到中途一个姨家还是舅舅家时，只记得累得说不出话，直到一碗挂面下肚才觉得活了过来。
大概由于这碗挂面，老家在我脑子里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吃。挂面是我的第一餐，比北京的黑得多，是村里人自己晒的，由于风沙的缘故，还有些牙碜。酱油在老家是奢侈品，大多数家庭没有那玩艺，但香油和鸡蛋是土产。我就任凭牙齿嘎吱嘎吱地响着，吞下了放了三个鸡蛋、一大滴香油的一碗挂面。
第二天在大伯家吃饺子，老家的人们一年吃不上几顿饺子，父母这两直系里边只有我们家进了城，因此是贵客，所以我的堂兄妹也跟着我打牙祭。但是他们与我吃的不一样。我吃的是白面包的肉馅的，他们吃的是棒子面包的白菜疙瘩馅的。第一口下去我差一点吐出来，虽然当时在北京吃肉也不多，但没尝过这种味道。一问才知道老家一年只杀两次猪，一次在八月十五，另一次在春节前。我回去的时候距离春节还有二十来天，春节的猪还在圈里养着，伯母从井里取出从八月十五就存放的肉来款待我。为什么从井里拿肉？农村里没有冰箱，中秋节杀的猪舍不得吃，拿根绳子把肉放到深井里距水面三四十公分的地方，利用井水的温度来保存生猪肉。虽然不至于腐烂，但在井里吊上半年再吃的肉你说会是什么味道？但那时我已经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不愿伤伯母的心，所以我抢着吃棒子面的，堂兄妹们还以为我懂事。
农村的这些人们，当我懂事以后知道他们其实是社会的最底层，在年复一年的劳作后只有春节的这几天是他们可以尽情娱乐的日子，所以虽然一切简单、贫困，却欢乐、温暖。他们的要求并不高，过年有头猪可杀足矣。他们知道自己在支撑着这个国家吗？恐怕只有在交公粮的时候才想起来，国家却不能只在收公粮的时候才想起他们。
那一个多月的生活为我的今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迹，1990年亚运会之前我对全部同事讲：中国人的收入不高，一台彩色电视机要一个中等家庭攒一年，我们有什么理由来糊弄这些观众？当时我脑子中浮现出的就是1967年时在老家的所见所闻。
做了10多年电视，走到哪里都免不了先看电视。1995年回老家时可以说是衣锦还乡，爸爸早就想带我这个已经有了点名气的儿子回故里炫耀一番。无耐我总腾不出时间，直到那年的国庆节。在那之前的一个月，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欠了父亲许多，所以当他提出回老家看看时，我一口就答应了。谁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尽孝道。
从北京开车到无极才用了3个小时，但是我的感觉却像倒退了20年。坐在村子里的土炕上，端着盛满了白酒的花边粗碗，啃着刚出锅的玉米棒子，城里人听起来似乎很舒坦。但是看着桌子上北京人70年代初吃的带色儿的粉肠，看着糊着过期报纸的四壁，看着我的堂兄妹们知足的笑容，我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到儿时感受到的那种浪漫。电视机倒是在每个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过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