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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委以本讲座的讲师资格时，本人脑中想得最多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所以，请允许我对这个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是发表见解，而不是对她的作品加以评判和总结。如果想作总结，我们就要面临两个障碍。首先是这些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一旦摒弃“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病太太”这个被阿诺德•；贝内特（ArnoldBennett）阿诺德•；贝内特（1867～1931），英国小说家。接受得如此单纯的绰号，便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令人困惑的世界，其间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形容她的确切词语。我们想到《海浪》（TheWaves），于是说：“对——那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然后我们想起《普通读者》（ThemonReader），在这本书里她却显得十分不同，接着我们想起《一间自己的房间》（ARoomofOnesOwn）或者《我们所知道的生活》（LifeasWeHaveKnownIt）里的前言：在那里她又很不一样了。”她如同一株植物，应该生长在公园中土壤良好的花床里——生长在艰涩难懂的文学花坛里——它将根须延伸到四面八方，顶破嵌满碎石的前车道，甚至穿透石板铺成的厨房庭院的地面。她对生活满怀兴趣，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爱好越来越广泛。她的好奇心不仅相当敏感，而且还很顽强。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怎么可能概括她的成就呢？在演讲时，标题有时可以成为演讲者的救生索，可以把他带到自己希望抵达的安全地带。今天，我能找到这样一根救生索吗？
第二个障碍，则是当下并非评判任何事情的好年月。说得委婉些，我们的判断力还没有达到最佳的巅峰水准。正如她所指出的，大家都还站立在比萨斜塔上，即便对于我们这些出生于19世纪的人也是如此，那时大地还是水平的，而建筑物还是垂直的。现在我们往下看时，无法正确地判断所处环境的地貌，因为一切都是倾斜的。孤立的事物并不那么令人感到费解，一棵树、一个波浪、一顶帽子、一件珠宝，以及一位老先生的秃顶，这些在今天看上去都和以往相差无几。但是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无法估摸的，这就是为何必须留待下一代人来对之作出定论的原因。现在我们所珍视的一切，是否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呢（某些我们本应重视的东西可能有所发展，但那将是另外的命题了）？对此我一点信心也没有；也许下一代人，会把弗吉尼亚看做毫无价值、索然无味的人而置之不理。然而，我并不这么认为，我想你们也一样；我们仍然有话要说，而且当你们将“瑞德讲座”的讲师资格授予我的时候——将最伟大的荣誉授予我的时候——我暗自设想，自己能不能从她所仰慕的大学，从这所大学的中央建筑里，将获得的部分荣誉转送给她呢？她会带着一丝嘲笑的神情接受这样的敬意，因为她对于妇女的学术地位所持的态度有些尖刻。“什么？我，在评议会大厦？”她会说，“你肯定这样做合适吗？如果想谈我的著作，为什么你要先戴上礼帽、穿好礼服，来伪装自己呢？”不过，我想她会感到高兴的。她热爱剑桥。真的，我珍藏着一个秘密的幻想，认为她曾在这里获得过她的学位。她，那个可以乔装打扮成桑给巴尔的王子，或者可以将脸涂黑，冒充埃塞俄比亚人大摇大摆地登上“大无畏号”战舰的人摩根•；福斯特在此处暗指1910年弗吉尼亚所参与的“大无畏号”事件。——她肯定可以愚弄我们这些无辜的讲师们，并且可以就跪在这个位置上，向校长呈上精致而可疑的奥兰多的头颅。
毕竟，我们还有一条救生索可以抓住：她喜爱写作。
这些话通常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对于她却必定极度适用。她喜欢接收各种感觉——视觉、听觉、味觉——并在头脑中将它们逐一筛滤，让它们在那里遭遇各种理论和记忆，然后再通过手中的笔，将其表达在一小片纸头上。现在，写作所带来的更高层次的喜悦刚刚开始出现，因为这些纸片上的笔迹仅仅是创作的前奏，与墙壁上的斑斑点点相差不多。得把它们加以组合、排列，在此处加以强调，在彼处进行删略，必须创造出新的关系，必须添上新的笔迹，经历了这种互动过程之后，某件成品，某件完整的作品，仅此一件，就成形了。这件成品，不论它是小说还是随笔，是短篇小说还是传记，或是准备私下读给朋友们听的论文，如果写得很成功，它本身就会与某种感觉十分相似。尽管这篇作品如此纷繁复杂、如此理性，尽管它可能充满了庞大而沉甸甸的事实，但是它与一开始促使作者动笔的那个简单的东西，与那些视觉、听觉、味觉，恰好是十分相像的。当我们描述这些感觉的时候，也就是对这篇作品在进行最好的描述，因为它不是有关某物的文章，它就是某物本身。这在她的“美学类”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邱园记事》（KewGardens）和《达洛卫夫人》（MrsDalloway），而在她的学术性的作品中则不太明显，像《罗杰•；弗莱传》（RogerFry：ABiography）便是如此，然而在这本书里，相似性同样也存在。从特里维廉（R。C。Trevelyan）特里维廉（1872～1951），“使徒社”成员、诗人
、古典学者。的一篇文章中我们知道，当她写这部传记之时，有着一种与音乐家谱曲相应的感受。在第一章里，她陈述所要表现的主题，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她分别将这些主题加以呈现、展开，最后则试图把它们又重新归结到一起。这本传记把弗莱介绍得恰如其分。但是，它同时也是其他的东西；它是一件作品，一件完整的作品。
她热爱写作，这种热爱程度几乎没有多少作家能够企及。大多数作家写作时，半只眼睛盯着版税，半只眼睛盯着挑他们毛病的人，那第三个半只眼睛则关注着改良世界的问题，这么一来，他们就只剩下半只眼睛去关注自己的工作了，而她对工作是全神贯注的。她不会左顾右盼，她的条件与性情结合起来，使她能够做到专心致志。钱，她是不用考虑的，因为她有着一笔私密的收入，虽然经济的独立并不总能保护人们免受商业社会的冲击，但是在她来说，那是富有成效的。对挑毛病的人，她在写作时从来不加考虑，尽管事后她可以非常专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表现得温顺谦卑。改良世界她也从不考虑，既然世界是男人创造的，那么她，一个女子，对这个烂摊子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她的最后这种观点比较古怪，等一下我将回过头来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她仍旧坚信这一点，这也使她的防卫圈构筑得更加完整，所以，无论是求功求名的欲望还是悲天悯人的情怀，都无法左右她。她拥有专一的目标，像她那种情况许多年后在这个国家都不会重现，而且像她那样喜爱写作的作家，无论在哪个时代也都是非同寻常的。
现在，摆在这样一位作家面前的陷阱也就一清二楚了。它便是艺术之宫，便是假装成具有回廊拱顶、金碧辉煌模样的无底深渊，但它实际上却是一个可怕的洞穴，粗心的美学家可能会坠落其中，从此不见天日。她有着美学家的一切特点：善于挑选并操纵所获得的各种印象；不是那种创造性格的大师；喜欢把形式强加给自己的著作；心中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动机。那么，她是怎样做到避开相应的圈套，而能依然屹立在清新的空气之中，屹立在我们听得见的马童的靴子声中，或是船只的相撞声中，或是大笨钟的钟声中（也就是这个活生生的世界里）的呢？她是依靠什么挺立在这个我们可以亲口品尝新出炉的面包，可以亲手触摸真正的大丽花的世界之上的呢？
她有幽默感，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我们的回答还必须比这个老掉牙的秘方更加深刻些。我认为，她之所以能够超脱，是由于喜欢把写作当做游戏。手中拿着笔使她感到快乐，用笔书写到比较严肃的阶段时，另一种欢愉也会迸发出来。她有一篇题为“论生病”（OnBeingIll）的随笔便是例证。文章开头提出论题，说文学中的病症，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适当的处理（德昆西［deQuincey］和普鲁斯特属于例外），小说家们对待主题的态度，是仿佛把它当做一块望得穿灵魂的透明玻璃，而这与经验是恰恰相反的。要使这个论题成立，应该具有各种各样的前提，可是她很快便对继续探究产生了厌倦，放弃了论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