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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毅，另外一位访客是我在医院走廊邂逅的一个中国人珍妮。她在Addenbrooke's医院工作。我当时在走廊里步履维艰地散步，珍妮看我行动艰难的样子，便主动上前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们由此聊了几句，她认出我是那个主持人——我在剑桥主持了四年中国学联的春节晚会。当天下午，善解人意的珍妮就到病房来看我，还给我带来了小说《SilentDignity》。我向她讨教了不少烹饪技巧，决心出院要给自己恶补一番。珍妮走了以后，我才意外发现她还送给我一个精致漂亮的小粉熊。这只小可爱就一直陪伴着我在医院的时光。我把它放在我的病床上，盖上棉毯，来给我打针的护士看得忍俊不禁。我就说：打她吧，别打我。
现在，我好像一下子从被弃的孤儿变成了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公主。老公送来整个病房里最灿烂的鲜花，连护工看了也要赞美几句；可爱又可笑的是，老公给我送卡片，送了不止一张，看起来好像有好多人问候我似的；吃的喝的用的更是堆成小山。更重要的是，老公周末所有的时间都拿来陪我，探视时间以外，我就溜出病房，在病区的等候室跟老公约会。善解人意的护士见了，并不阻拦，只是到点会叫我回病房打针。那时候我的症状开始好转，走路容易很多，也不再需要打点滴，先生扶着我慢慢走动，看医院走廊的画展。最遗憾的是，“玉树临风”“金碧辉煌”等病友没有看到我的幸福景象，她们一定还在心里深深地同情着我这个可怜的“雾都孤儿”呢。
周一，先生得回德国了。好在周一我的症状基本消失，我感到应该很快就能出院了。我谢绝了公公婆婆要开车来接我出院的好意，决定出院自己打车回家。因为不能负重，我让先生把花草树木、吃喝用度全都拿回家，这样我出院时就什么也不必拿。中午，老公清理了所有的东西，轻轻吻了我，就匆忙赶去机场了。我的床头和窗前也一下子空荡荡了，鲜花、卡片、小熊、书报，都不见了，我又恢复成“雾都孤儿”的状态。本来，先生回来之前，我一直一个人在医院里，看着别人繁花似锦，人来人往，一点都没有自怨自艾，但是盛况之后的冷清却给人难以承受的失落。那些穿着优雅晨袍的我起过名字的女病友们全部都出院了，每张病床都来了新人，但是我周末这两天都和老公厮守，床位相邻的病人的长相我都没看清楚过。
我开始不断地问护士我什么时候出院。
晚上，护士给我打完针，告诉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可是我实在难以忍受这哪怕是一个晚上。善解人意的护士帮办好我的出院手续，交给我写给我的医生的信，还有出院后继续要打的针——社区护士会上门帮我打针，帮我叫好了出租车。我终于可以走了。
我把电话电脑卡里剩余的一点钱留给病友，还有一大捧花。跟来给我交代出院事项的黑人护士拥抱了一下，道声再见，向病友们轻轻微笑点头，一个人快步走出病房。
出租车在门口等我，我一路没有讲话。回望Addenbrooke's医院，我好像在那里住了整整一个月那样长。我喜欢的晨袍女士们都比我先出院了，我像是一场盛宴后最后离场的宾客。那些和善地照顾我的护士们，护工们，我都没有机会跟她们说再见。我知道在这个病床周转效率极高的名列英国最好之一的大医院，她们每天都极为忙碌，每天都迎送很多新旧病人，她们当然不会为跟病人告别天天伤感，那实在是生命难以承受体力之外的情感负担。我没有人可以隆重地说再见，尽管我有这么多的感激和不舍。
到家里，已经是夜里九点多，一眼看见的是老公把卡片摆了满满一床。忍了一路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