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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西芒古转过身，跪在了祭坛前。接下来是一片沉默。在他上面，一颗戴着王冠的脑袋隐约可见，那是受难的基督的脑袋。随后，米西芒古又转过身，拿起“圣体”。信徒们爆发出了快乐的叫声。大家开始有节奏地顿脚，使木板都振动了。
伊丽莎白发现自己在摇晃。空气中充满了汗味。她抓着布兰奇的胳膊。“我得出去！”她低声说道。布兰奇瞥了她一眼，表示同意。“再稍微待一会儿吧，”布兰奇低声答道，然后便走开了。
伊丽莎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力图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可是，不管用。一股寒意似乎由她的脚趾往上升起，一直升到她脸上。她的头皮被这寒意冲破，旋即她失去了知觉。
她醒来时，发现自己平躺在一个空房间里，她不认识这个房间。布兰奇站在那儿，目光向下凝视着她。还有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年轻女子。“真抱歉，”她喃喃说道，挣扎着想要坐起来，“我刚才晕倒了吗？”
那年轻女子安抚似的把手放在她肩膀上。“没关系，”她说，“不过，您应该休息。”
伊丽莎白抬起目光，看着布兰奇。“真抱歉，”她重复着说道，“我经过了好几个洲。”
布兰奇惊诧地看着她。
“好几个洲，”她又重复道，“好累的旅途啊。”在她自己听来，她的声音非常微弱，并消失在了远处。“我吃的东西也不合口味，”她说，“应该是这原因。”
不过，原因真的是这个吗？两天的肠胃不舒服就足以使人晕倒？布兰奇应该知道，因为她肯定经历过禁食，体验过眩晕。在伊丽莎白自己看来，她怀疑，她的身体不适不只是由身体原因造成的。如果她受到布兰奇那样的安排，那么，她也可能乐意接受这些在一个新大陆上的体验，并把这些体验变成文字。可是，她没有受到那样的安排。这是她的身体说的，以其自身的方式说的。一切都太奇怪、太繁杂了。她的身体抱怨道：我想回到我以前的环境中去，回到我熟悉的生活中去。
想回去：这是她现在受苦的原因。眩晕：想回去的症状。这使她想起了某个人。想起谁呢？想起《印度之行》中的那个身体虚弱的英国女孩。女孩无法适应印度的生活，使大家感到恐慌和耻辱。她无法承受印度的炎热。
第五课第五课 非洲的人文学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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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在等她。她穿戴好了，准备好了，但仍然感到有点虚弱，有点飘浮。“再见，”她跟布兰奇说道，“再见，布兰奇姐姐。我明白你的意思。星期天上午根本不会像圣巴特里克节那样。我希望，他们没有把我拍下，没有拍下我跪在那儿的样子。”
布兰奇微笑着说：“如果他们拍下了，我就要求他们剪掉。”两人都不再说话。伊丽莎白想着：“也许，现在，她会说出她把我弄到这儿来的原因了吧。”
“伊丽莎白，”布兰奇说道（她的声音中是否有某种新的、更加柔和的东西，或者，那只是伊丽莎白的想象？），“记住，这是他们的福音，他们的基督。他被他们，普通人，变成了基督。他们把他变成了什么样？或者说，他让他们把他变成了什么样？没有爱。不仅在非洲如此。在巴西，在菲律宾，甚至在俄罗斯，你都会看到诸如此类的情景不断重演。普通老百姓不想要希腊人。他们不想要纯粹形式的王国。他们不想要大理石雕像。他们想要的是某个像他们自己一样受苦受难的人。像他们一样受苦，而且是为他们受苦。”
耶稣。希腊人。在这最后时刻，当他们跟她道别时，也许是最后一次向她道别时；这不是她所期望的，也不是她想要的。这是她到死都不会饶恕布兰奇的地方。布兰奇应该已经吸取了教训。姐妹之间永远不会放过对方。不像男人，男人们会极其轻易地放过对方。这种不可饶恕的东西已经锁死在了布兰奇的胸怀里。
“因此，你胜利了，哦，苍白无力的耶稣啊，”伊丽莎白说道，她不想掩饰自己声音中的悲苦色调，“布兰奇，这就是你想要听我说的吗？”
“多多少少是吧。亲爱的，你这是在支持一个失败者。假如你把钱投在另一个希腊人身上，你可能仍然有机会。俄尔浦斯而不是阿波罗。迷狂者而不是理性者。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常常根据自己周围的环境，变换形式，变换颜色；他会死，但随后就会返回阳世。一条变色龙。一只凤凰。他会求助于女人。因为，跟土地最亲近的就是女人。他行走于人民中间，人民可以跟他接触———把手放在他身上，摸摸他的伤口，闻闻他的血液。可是，你没有那么做，所以你失败了。伊丽莎白，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希腊人。”
第五课第五课 非洲的人文学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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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之后。她在家里，已经安定下来，回到了她自己的生活之中，把此次去非洲的冒险旅行抛在了脑后。她跟布兰奇分别时，不像是一对姐妹；这一点至今让她感到烦恼。尽管她记着她俩分别时的情景，但是，关于此番姐妹重逢，她还什么都没写。
“我想跟你讲一件有关母亲的往事，”她写道。
她是在给她自己写信；她会给任何一个跟她一起的人写信，而现在，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可是，她知道，除非她觉得自己是在给布兰奇写信，否则，她写不出来。
母亲在橡树林的第一年期间，跟一个叫菲利普的人交上了朋友，菲利普也住在那儿。我跟你提起过他，但你可能不记得了。他有一辆小车；他们常常一起出去，去剧场，去音乐厅。他们以一种文明的方式，成了一对伴侣。母亲自始至终都称他“菲利普先生”，我也这么称呼他，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后来，菲利普先生病倒了，他们的游荡生活也就此结束。
在我初次遇见P先生时，他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老头。烟管，颜色鲜艳的运动夹克衫，领结，大卫·尼文式的胡子。他曾经是一名律师，一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很注意自己的仪表，兴趣爱好广泛，爱读书；正如母亲所说，他身上依然充满活力。
他的一个爱好是画水彩画。我看见过他的一些作品。他画的人物有点木，不过，他对风景、对树丛，有感觉；我想，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对光，对距离之于光的影响，也有感觉。
他画过一幅母亲的肖像画。母亲穿着蓝色的薄薄的棉外套，一条丝巾飘在她身后。作为一幅肖像画，整体上看来，画得并不好；不过，我保留着它，现在，它仍然在某个地方。
我也去他那儿陪坐过几个小时。那是在他动了外科手术之后，他被迫待在屋子里，或者说，无论如何，他都不想出来。让我去陪坐，是母亲的意思。“看看你能否让他从自我的世界中走出来一点，”她说，“我是没办法了。他整天一个人待着，沉思默想。”
菲利普先生之所以不跟人交往，是因为他刚刚动了一个手术，切除了喉咙。他的喉咙口成了一个洞，通过这个洞，在人造喉咙的帮助下，他可以说话。不过，在喉咙口，有这么一个难看的洞，使他感到不习惯，感到羞耻；因此，他躲避着公众的视线。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说话———他一直没有花力气学习正确的呼吸方法。他最多只能发出哇哇哇的叫声。对于这样一位受到女士们青睐的男人来说，这肯定使他感到深深的耻辱。
我和他用纸条交谈，结果，一连好几个星期六下午，我都为他坐着。那时，他的手已经有点颤抖，每一次，他只能支撑一个小时。癌细胞以多种方式而不是一种方式侵入了他的体内。
在橡树林，他有一套比较高级的公寓，在底层，法国式的门一直通到花园。在我的肖像画上，我坐在花园的门边，坐在一把椅背硬直的雕花椅子里，我戴着一条围巾，那是我在雅加达时无意之中购买的。我的手指甲染成了赭色和栗色。我不认为这样做会使我倍加高兴，不过，我觉得，作为一名画家，他会欣赏这些颜色，会从中得到某种让他玩味的东西。
一个星期六———请耐心点，我将言归正传———那是一个可爱而温和的日子，鸽子在树林里咕噜咕噜地叫着。他放下画笔，摇了摇头，然后用他那哇哇哇的声音说了点什么。我没领会他的意思。“我听不见，阿伊旦，”我说。“这东西不管用，”他重复着说道。然后，他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