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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威尔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他说他从不想与对手“发生正面冲突”。两位总统都免于受到个人攻击，捍卫了他们的尊严，同时也发现他们的政敌对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尊重。
里根的另外一个自我保护的方法是预见。在发布提案之前，他总是提前考虑对方对提案会有什么反应。先告诉听众可能发生的结果，在未受到指责以前把结果解释清楚。“我知道你们大家会说我讲的很荒唐。他们要告诉你奶奶就要忍饥挨饿了。现在让我告诉你们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因为里根是总统，比对手的发言权和声音都要大，因此这个方法很奏效。他先给他们注射了预防针，在辩论中他自然是提前占据了优势。
＊有一个好结尾。他做总统后期，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时在讲演的结尾会偏离主题，使他的听众困惑不解。但在里根担任总统的前期，他通常以一个“结语”结束讲演，“结语”可能是一个动人心魄的字母，可能是令人流泪的故事，也可能是抓住了他讲演内容精髓的名言。这都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他曾经是个演员，他想把最使人难以忘怀的句子留在最后。
罗纳德·里根7 伟大沟通者的秘诀（8）
撰稿人与总统的和谐之声
为纪念盟军欧洲登陆纪念日４０周年而进行的演讲是里根演说的精华。他站在杜霍克峰的悬崖上发表这次讲演，老兵们在他面前，身后是大海。他描述着那些往陡峭的百尺悬崖上攀登的士兵们，德国人的炮火随时都可能将他们炸得粉身碎骨。他的听众们感动了、流泪了。里根的追忆从头到尾都在枪林弹雨之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以至于１０年后，在纪念盟军欧洲登陆日５０周年时克林顿和他的撰稿主笔唐·贝尔全力打造讲稿好能够使克林顿的演讲能与里根的相媲美。（结果的确如此。）
现在我们反思一下：里根的讲演稿是由一个叫佩吉·努南的年轻人写的，她在此前四个月来到白宫，可她却从未就这次演讲与总统交谈过，其他的也是如此！佩吉来到白宫时，我刚刚离开里根班底，我是在读她的回忆录时才了解到这个情况。白宫里发生的事很少能触动我，可看到这儿，我惊呆了。实际上，就像她写的那样，从她受雇于白宫那天算起，白宫的总统讲演创作班子已经一年没看到里根了，她第一次与里根接触是他在杜霍克峰讲演之后，是他打电话向她表示感谢。然而她都没有被邀请参加那次活动。
人们该对此做出怎样的解释？这样的上下级关系让初来白宫的人感到心寒。无论是白宫的还是其他机构的撰稿人均需要定期与领导人接触，仔细思考、了解领导人的性情、找出挖掘他们深邃内涵的方法。尼克松的讲演撰稿人普赖斯、萨菲尔和布坎南都常常与他见面；福特对于政府的管理显示出他的愚笨，但他的撰稿人却能经常与他交谈；克林顿甚至能叫出他撰稿人的小名，可里根差得太远了，这么多年来只有皮特·汉纳福特、肯·哈希根，还有佩吉·努南有幸一堵他的容颜。我想在白宫里他只认得一两个他的撰稿人。
佩吉·努南虽然从未与里根有过接触，却能够创作出有里根风范的讲演稿，这一事实引发出另外两种思考。佩吉了解里根，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在发表他的观点，而且反复调强。这已经在她的头脑里留下了清晰的印迹。里根初来华盛顿时，派人给他的创作班子一大堆他过去的讲演稿，吩咐他们仔细阅读。创作小组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十分清楚里根过去信仰什么，以什么方式表达他的信仰。他们的任务就是以旧换新，以新词适应新内容。托尼·多兰有一次采访了学者小威廉·Ｋ·米尔，后者是里根最喜欢的作家。事后，托尼得出结论：“我经常说给总统写稿就是写出那些他已经说过了的东西，然后把稿子交给他，他好再说一遍。”
从努南的经历中我们得出了第二条经验：启用那些哲学观和文化观与总统协调一致的撰稿人非常重要。里根当选后不久，我把我的位子交给了小阿拉姆·白克希恩，由他统领白宫讲演撰稿人小组。阿拉姆是个文笔幽雅流畅的作家，在尼克松执政时期，他就有出色的表现，是一个纯粹的保守派。为了取悦于上司，阿拉姆雇用了其他一些保守派作家，多兰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撰稿人小组通过吉姆·贝克向里根递交报告，后来通过我递交。
贝克并不是顽固的保守主义分子，我也不是。由于我们吸收了许多激进分子为总统讲演撰稿，所以不时地遭致中间派的非议。激进分子起草的稿子措辞激烈，火药味常常弥漫在政府周围。国家安全局和国务院一直都为里根总统一旦采纳这样的讲稿而忧心忡忡。我和贝克及达曼都认为，里根能拥有与其观点一致的撰稿人写作队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从多种政治选择中找出最好的，然后再给总统审阅。总统却说，如果他能够用一种风格的文章就能实施有效的管理，他就不请这么多作家为其撰稿了。
在１９８３年３月，里根想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的福音论坛上发表有关苏联的威胁实质的演说。托尼·多兰起草了一份措辞犀利的讲稿攻击苏维埃体制，其言辞的激烈程度足以使门窗吱嘎作响。托尼因揭露康涅狄格州的有组织犯罪而获普利策奖。如果他的材料经正常渠道被阻，他就会溜向后门。他有时很冷酷。有时我认为里根总统也会将他视作一个眼中钉。但是由于他的耿耿忠心我们只好给他的工作打高分。
托尼为奥兰多起草的讲稿也许会令福音教徒感到宽慰，但是我们总是担心它与里根的对苏政策背道而驰，我们建议他把措辞改得缓和些。当托尼上交修改过的草稿时，已经没剩下多少时间了，但是措辞仍旧十分激烈。于是我不得不找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安全顾问巴德·麦克法兰，他当时正在与总统一起开一个安全会议，我对他说：“巴德，你得看一看这个稿子。”然后我们又修改了几个句子，使措辞缓和了许多。
最后我们把修改后的稿子交给里根，当然托尼对我们的修改勃然大怒，里根在我们修改的基础上又减缓了语气。里根对事物的度把握得相当好。但是改过的稿子还是措辞有些激烈，我一直在想：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是否妥当？这样会不会影响美国的外交？可托尼坚持这样做，我虽不情愿，也只好作罢。
我不得不承认，历史证明托尼·多兰是正确的，而我错了。邪恶帝国这个名称，使里根可以对极权主义据实直言。后来，托尼称之为“语义渗透”，“秘诀在于向世界人民说出一句老话，对其进行语义渗透。“邪恶帝国”是西方语义学为数不多的硕果之一。……历史就是这样，邱吉尔讲话中的修辞在二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们对真理发出了回应，对于“邪恶帝国”这个字眼，人们会说：“对，别说假话了，皇帝根本没穿衣服。”
回过头来看，我很高兴托尼赢了。保守派的作者很了解他主人的脾气，而且把他侍候得舒舒服服。
罗纳德·里根7 伟大沟通者的秘诀（9）
象征手法与戏剧特征
批评家们总是猛烈攻击里根把好莱坞气带到了白宫，然而他们却忘记了历史。历史认为表演一开始就是领导的核心部分。
历史学家约翰·基根曾写过一本研究伟大军事领袖的作品《指挥的面具》，谈到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后，把战利品送给雅典人而不是斯巴达人，这震惊了整个希腊。斯巴达人看起来更像亚历山大大帝在马其顿的盟友，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反抗波斯以捍卫希腊人民的自由。然而亚历山大认为雅典是希腊最强盛的组成部分，他们会成为更好的盟友。与雅典人而不是斯巴达人结盟就是“公共关系的战略性手段，……是一个完美的戏剧性的”举动。
基根认为“戏剧性是亚历山大领导风格的实质，也许也是其他领导风格的实质。浏览一下亚历山大的生平，几乎记满了戏剧场面。”亚历山大的入城仪式是极具舞台效果的，他举行了精心设计的能引起公众注意的入城仪式。他拿起利剑斩开戈尔迪之结（也称戈德斯结，弗利吉亚王国的戈德斯国王打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有个预言说谁能打开这个结，谁就是亚洲的下一个国王，亚历山大听到了这个预言后用剑把这个结砍开了。——译者注）就是其中极具戏剧性的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