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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罗摩衍那》（1）（图）
1999年，印度文学院授予季羡林先生“名誉院士”。翻译《罗摩衍那》是他为中印文化交流而做出的不朽贡献之一。
《罗摩衍那》原名《〈罗摩衍那〉全书译后记》，有删节——编注。 我从一九七三年起开始翻译《罗摩衍那》。一弹指间，已经过去了十年。现在我终于走过了独木小桥，也走过了阳关大道，把全书最后一篇第七篇的草译稿整理誊清，这一部二千年来驰名印度和世界的洋洋巨著就算是全部翻译完了。我轻松地舒一口气，陡然觉得肩头上的担子减轻了许多。 经常有一些朋友，对我翻译这样一部巨著感到有点惊奇。他们似乎觉得，我做这一件并不轻松的工作，一定是十年读书，十年养气，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才动手翻译的。事实不但不是这个样子，而且恰恰相反。与其说我有什么准备，毋宁说我毫无准备。我翻译这一部书，完全出于一种意外的偶然性。只要想一想一九七三年的情况和我当时的处境，就完全可以了解这一点的。 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耀武扬威，飞扬跋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我虽然不再被“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但处境也并不美妙。我处在被打倒与不被打倒之间，身上还背着不知多少黑锅。国家的前途，不甚了了；个人的未来，渺茫得很。只有在遥远的未来，在我所看不到的未来，也可以说是，在我的心灵深处，还有那么一点微弱但极诱人的光芒，熠熠地照亮了我眼前的黑暗，支撑着我，使我不至完全丧失信心，走上绝路。其间差距，也不过一头发丝宽。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寒而栗。我曾相信，这光芒自己一生恐怕很难看到它来到我面前了。我的归宿大概是到一个什么边疆地区或者农村，去接受一辈子“再教育”。我当时对自己的前途只能看到这一点。一切别的想法，都是非分的、狂妄的、不应该的。我当时过的日子，也完全同我的心情相适应。一个月有几天要到东语系办公室和学生宿舍所在的楼中去值班，任务是收发信件，传呼电话，保卫门户，注意来人。我当时几乎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出出进进的人很多，但多半都不认识，我坐在那里也等于尸位素餐，对保卫门户，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我仍然准时上班，安心工作，习以为常，并无怨言。我想，这样平平静静地活下去，无风无浪，也还是很惬意的。 是不是我就完全消极而且悲观了呢？不，不，不是这样。我上面讲到的那一点埋在我内心里的光芒，虽然我自认为是遥远到我终生难近，但它毕竟是具体的，是真实的，又是诱人的，我还愿意为它尽上我的力量。即使自己见不到，也没有多大关系。“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古有明训，实属正常。而且在我过去几十年来的生活中，我养成了一个闲不住的习惯，我指的是读书和写作的闲不住；不管好坏，我总得思考点什么，写点什么，我决不让自己的脑筋投闲置散。 但是，在那样的境况下，我还能思考什么呢？又能写些什么呢？创作已经毫无可能，研究也早已断了念头。想来想去，还是搞点翻译吧。翻译了而能出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连想也没有去想。既然为翻译而翻译，为了满足自己那闲不住的习惯而找点活干，最好能选一种比较难的、相当长的、能旷日持久地干下去的书来翻译，这样可以避免由于经常考虑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困难尴尬的局面。我过去翻译过几本印度古典文学名著，曾被某一些“左”得幼稚可笑而又确实“天真”的人们称做“黑货”与“毒品”。现在再选择也出不了这个范围。我反正也不想出版，“黑货”就“黑货”、“毒品”就“毒品”吧。结果我就选中了《罗摩衍那》。 这一部史诗的梵文原本，在国内只能找到旧的版本。我从什么地方知道了，印度新出了一部精校本，是继《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后的另一个伟大的成就，颇受到国际上梵文学者的好评。但此书国内没有。我于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和试一试的想法，托北京大学东语系图书室的同志去向印度订购。我预料，百分之九十九是订不到的；即使订到，也要拖上一年二年。好在那时候时间对我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一年二年就一年二年吧。但是，真正是出我意料之外，没过了几个月，书居然来了，装订精美的七大巨册，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我起初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一时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对我当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心里面那一点犹犹疑疑的念头为之一扫而空，我决心认真地进行翻译，我于是就濡笔铺纸干了起来。这是一部世界名著，对印度，对南亚，对东南亚，对中国，特别是西藏和蒙古，甚至对欧洲一些国家，都有极大的影响，而且这影响还不仅限于文学，舞蹈、绘画、雕刻、戏剧、民间传说等等，无处没有它的影响。在印度以及南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并无减少之势。意大利文、法文、英文都有了全译本。据说苏联也已出了俄文译本，在译本完成时，苏联科学院还召开过隆重的庆祝大会。日本也有人正在翻译并且开始出版。还听说，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罗摩衍那》的学会。至于研究这部书的著作，不管是在印度国内，还是在印度以外，那就多得不得了，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总之，这是一部非常值得而且必须翻译的书。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曾在一千多年的长时间内翻译了大量的佛经。《罗摩衍那》这一部书和书中的故事，汉译佛典中虽然都提到过；但却一直没有翻译。因此，翻译这部书就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此时，我眼前和我内心深处的那一点遥远的光芒也起了作用，它在无形中督促着我，虽然渺茫，但又具体，它给我增添了力量。 我原以为，《罗摩衍那》的梵文原文，除了个别的章节外，是并不十分难懂的。虽然量极大，翻译起来会遇到困难，但也不会太多。可是一着手翻译，立刻就遇到了难题。原文是诗体，我一定要坚持自己早已定下的原则，不能改译为散文。但是要什么样的诗体呢？这里就有了问题。流行的白话诗，没有定于一尊的体裁或者格律。诗人们各行其是。所有的形式我都觉得不恰当。我于此道是外行，不敢乱发议论。所谓马雅可夫斯基体，在这里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用不上。完全用旧诗来译，也有困难，一是不能做到“信”，一是别人看不懂 。反复考虑，我决定译成顺口溜似的民歌体。每行字数不要相差太多，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鲁迅先生谈到那几条关于新诗的意见，我认为是完全正确而又可行的。鲁迅说： 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一九三四年致窦隐夫函）
第三部分《罗摩衍那》（2）（图）
六十年代初，季先生在北大。任谁也想不到，一场席卷全国影响了所有知识分子的运动即将不期而至。
现在，我虽然同意鲁迅的意见，却不能只“发议论”，而要下手去做。鲁迅说：“我自己实在不会做”。我至少也应该这样说，我实际上是更不会做；可是偏又骑虎难下，非做不行，我就只好硬着头皮来献丑了。 解决了译文文体，当然算是闯过了一个难关。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已经开了头，可以顺利前进了。但是紧接着就来了另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我究竟准备译多少篇呢？究竟要用多长的时间呢？我这个人少无大志，老了也没有大志。在我当时的那种心情下，别说大志，连小志也不多了。我曾多次在心里琢磨：我能译完这一部按出版社计算方法达到将近三百万字的巨著吗？我从前读唐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经大德及玉华寺众，殷勤启请翻《大宝积经》。法师见众情专至，俯仰翻数行讫，便摄（收）梵本，停住告众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