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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发现还连续不断，到了90年代末期，敦煌悬泉置又发现了35000支竹简。其中23000支是有字的汉简，每支一尺长（汉代的尺，相当与现在的23。5厘米）。你们知道，以前发现的秦汉简，一共也没有这么多呀，其中有文书、律令、司法文件、户籍和信札，还有些医方、历谱、相马经，还有早期的识字课本《急就章》和《仓颉篇》。其中居然还有1900支有明确的年代，时间最早自西汉，最晚至东汉安帝年间的竹简，这就可以明确落实年代了。此外，还发现帛书十份，都是私人信件，都已经发表了。另外，还有一些纸本文书。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公元五年以皇太后名义颁布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这是写在一面墙上的，那个时候是王莽掌握大权，王莽很爱复古，用理想主义的古典来重新整理国家，而从这个月令诏条中可以看到，对民众生活秩序和时间管理，古代官方是如何重视的，很有趣。
上海博物馆的竹简、走马楼吴简，到悬泉置汉简，近年来出土的资料，可以用八个字来说，是“内容惊人，数量极大”，它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传统历史学资料之外的新的思考线索。从上海博物馆的竹简、走马楼吴简，到悬泉置汉简，近年来出土的资料，可以用八个字来说，是“内容惊人，数量极大”，它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传统历史学资料之外的新的思考线索。我只是举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实际上远不止这些。比如湖南虎溪山汉简很有趣，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讲食物的，被定名为“美食方”。最近，到了21世纪，又在湖南的龙山里耶发现秦简两万支，据说可以改写秦代的历史，一部分已经在《文物》2003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这些发现会对思想史研究有何影响呢？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从学术史的角度，讲一讲历来的考古发现对学术史之影响，再来看看新的考古发现会不会再次对学术产生巨大的影响。
《思想史课堂讲录》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历来的考古发现对学术史之影响（1）
一历来的考古发现对学术史之影响
考古发现对学术史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不是单向的，一方面要靠考古发现的冲击，另一方面要靠学术观念的变化，要有这两个“因缘凑合”才行。考古发现对学术史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不是单向的，一方面要靠考古发现的冲击，另一方面要靠学术观念的变化，要有这两个“因缘凑合”才行。说到考古发现呢，大家都知道，从上个世纪以来，有四种广义的考古发现即新材料的出现，对学术史影响最大。第一是殷商和西周的甲骨卜辞，这是大家都熟悉的。第二是敦煌和西域各种文书，这也是很有名的。第三是居延汉简、吐鲁番汉简等等各种简牍。第四是大内档案，即明清的宫廷档案，其中包括宫廷的一般档案和清入关以前的满文档案。大内档案共有八千麻袋，1929年曾经有人准备卖给收破烂的，从上个世纪以来，四种广义的考古发现即新材料的出现，对学术史影响最大。第一是殷商和西周的甲骨卜辞。第二是敦煌和西域各种文书。第三是居延汉简、吐鲁番汉简等等各种简牍。第四是大内档案，即明清的宫廷档案。后来一位酷爱宋版书的版本收藏家，想从中看看有没有宋版书的残页混在里面，因为这八千麻袋废纸，价钱恐怕还抵不上几页宋版书。这个收藏家本来准备买下来，在未买回的时候，美国人要收购这批档案。陈寅恪着急地写信给傅斯年，要他无论如何找钱把这些资料买回来，如果流到外国去，后果不堪设想。终于由当时刚刚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把这八千麻袋档案买回，从中整理出不少明清史料，开创了重要的学术史研究方向。
这几批发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从学术史方面看，是因为刚好那个时候，中国文史之学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中，很多新的理论和方法，成了接纳和解释这些新资料的条件，所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主要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历史时间角度看，它提供了重建古史系统的基础。
随着现代的科学主义和中国传统公羊学的结合，古史辨派产生了，大家都知道，主要就是疑古呀。这种疑古的风气，对传统古代史产生了冲击和破坏，瓦解了过去由各种传说、神话包裹起来的古史，同时，又与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思潮遥相呼应。白鸟库吉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尧舜禹抹杀论，认为尧舜禹都是神话，是中国人编造出来的上古史，在1909年的《东洋时报》131号上发表的《中国古代传说之研究》里面，白鸟说，第一，尧舜禹是儒家的传说，三皇五帝是《易》和老庄一系的传说，后者是以阴阳五行为根据的；第二，尧舜禹这种儒家的说法，表现上层社会思想，而三皇五帝表现的是民众中的道教的崇拜；第三，道教其实是道家，是反对儒家后才整顿成形的，所以三皇五帝发生在儒家的尧舜禹之后；第四，尧舜禹是根据天地人三才说推衍出来的，所以尧舜禹不是一个时间上先后相继的历史，而是一个并立出现的故事。
顾颉刚他们是不是受到白鸟的影响？不很清楚。也许受到过，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白鸟库吉的目的，是瓦解中国古史在亚洲的地位，解除古代中国历史对日本文化的笼罩。然而，顾颉刚与胡适古史辨的思想，更主要的，是愿意接受一些可以称得上“科学”的论断，就是我们以前曾提到过的“有罪推定”的思考模式：先预设没有得到证明的古史都是假的，把传统正史资料中所编造出来的故事统统扫干净。抹满色彩的一张纸上无法重新书写内容，于是他把所有的色彩一扫而空，所以他说因为“疑古”，所以西周的历史没法写了。
可是，这是一个清道夫式的工作，破是破了，没有立呀。古史的时间和空间，过去是由传说构成的顺序，给我们建立一个线索，但是这个线索没有了以后呢？我们靠什么重新建立古史的脉络？这个时候，甲骨文的发现，给重建古史提供了基础，使古代不再是一片空白。特别是，当王国维用甲骨文证明《史记》中殷商早期先公先王系统的正确性，甲骨文就提供了重建古史的系谱基础。所以说，王国维的这份功劳是很大的，这篇《先公先王考》的学术意义是很大的。其实他不止是考证，他还有很大的关于“文化”的判断，我在日本发现了王国维寄给内藤湖南的手稿，在考证后面就有一篇《余论》，这是大议论呀，只是这些意思后来写在《殷周制度论》里面去了，所以在后来出版的《观堂集林》里面就删去了。可是大家都不注意，以为他只是一个纯粹的考证，其实不是的。应该说，顾颉刚等人把原来的传说扫清了，王国维以后，就用甲骨文资料，在这张白纸上重新写一份古史的系谱。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中国古代史才能越来越清楚。第二，从地理和文明的空间角度看，这些考古发现把思考中国历史的空间背景扩大到了汉族文化圈之外。
新的考古发现，还引起了人们对中国与周边历史关系的兴趣。比如，敦煌文书的发现，刺激了当时人们对中西交通史的兴趣。我们知道，晚清时有一段时间对西北地理很关心，比如徐松、沈曾植、张穆这些人，但那时的关心，一是站在清帝国的立场上，注意到西边国家和不同的民族与中国的相互关联；二是对元史的兴趣，他们很少有非常确凿的资料，而且沈曾植、徐松、张穆等人都不具备多种外文的阅读能力，更不用说去实地考察。敦煌文书发现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敦煌、吐鲁番是在中外交通的要道上，那里保存下来的文书，不仅仅有汉语，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语言，如梵文、吐火罗文、突厥文等。这样，中国历史从而就进入了世界背景中，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必须具备对其他语言，甚至是一些死去的语言的研究能力，这样才能进入世界学术界的对话里面。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敦煌文书出现后，佛教与道教的争论也渐渐有了新的研究，佛教进入中国以后的变化也成了重新被关注的焦点。所以，在空间上，使中国人注意到了这样一些问题：研究汉代就要注意到贵霜王朝的丘就却、阿育王这些并非中国本土的人物，这样才能搞清佛教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