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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后我还是要说一点。思想史的这种观念和方法的变化，已经有可能把很多东西，过去不曾使用的东西，都变成了自己的资料。但是，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是不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呢？现在，我自己也感觉很困惑的问题之一，就是思想史如何确立自我的边界，一个学科呀，总要有一点自己的中心和边界，不然就麻烦了。有人说，你们这样搞，思想史太庞杂了，不像思想史了。这我不同意。因为谁规定了思想史是什么样子和多大领地？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思想史也不可以横冲直撞，因为如果这样，恐怕也很麻烦。因为无限扩张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把自己也瓦解了。
我自己也感觉很困惑的问题之一，就是思想史如何确立自我的边界，一个学科呀，总要有一点自己的中心和边界，不然就麻烦了。
【建议阅读文献】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吕思勉《史籍与史学》，收于《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新史学》第8卷第2期，台北，1997。
葛兆光《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思想史课堂讲录》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叫做“地不爱宝”
第五讲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
第五讲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最近有一句话，叫做“地不爱宝”。有人说，近些年大地的确是不爱惜宝贝了，纷纷献出来给学者来研究。实际并不是的呀，只是因为，过去这几十年里面，改革开放，各种各样新的土建工程太多，到处施工，弄得很多千百年都没有动过的土地被挖开来，这才使得我们有了很多意外的，也是被动的考古收获，这使得20世纪的70年代到现在，成了中国考古新发现最多的一段时期。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文史界非常热门的话题，是郭店楚简，在湖北荆门郭店发现的战国中期竹简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甚至有人认为郭店楚简改写了先秦思想史。最近很热门的话题，又转到了上海博物馆的楚竹书。我的一些朋友说，恐怕这比郭店还要重要。究竟这是不是事实？下面再详细说。其实，除了郭店、上博的竹简之外，还有许多未被公布和正在陆续公布的资料，它们会一次又一次让你震撼。
考古发现、古代简帛，都是很学术的很专门的话题，为了先轻松一下气氛，今天我们先讲上海博物馆收藏楚竹书的故事，然后介绍近几十年来有关考古和文物的一些惊人发现。
大概是1993年，有一批竹简神秘地出现在香港市场，大陆走私到香港的文物很多，盗墓和走私很厉害，它常常造成的一个麻烦，就是出土的地方不清楚了，是真是假要仔细了。这时，香港的古董商请一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张光裕鉴定，张教授看后大为吃惊，立即打电话给当时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马承源请张先生摹写一些，FAX给他，他看了以后，断定这批竹简非常有价值，于是筹集了资金把这批竹简买回来。这批竹简一共1218支，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现在正在陆续出版，据说一共编为六册，已经出版的《上博楚竹书》第一、二册，第一册主要是《孔子诗论》等等，第二册主要是一些儒家的文献如《子羔》、《容成氏》等等，后面还有很多。据学者的研究说，竹简的时代大约和郭店相仿，是在公元前300年前后的战国中期。
这批竹简意义很大。如果说，郭店楚简很重要的地方在于它使我们看到了16种古籍，其中，有些我们没有见过，但是大家的眼睛毕竟大多数集中在《老子》等等，就是我们过去已经知道的文献，虽然郭店楚简的发现把《老子》的时代提早，还给我们提供了《老子》的不同写本，但是我觉得，那还是已经知道过的东西，并没有特别新的东西。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研究来说，上海博物馆的就更重要了。据有关人士透露，这1218支简里面包括87种“书”，其中，只有三到四种是我们过去知道的，和传世文献对得上号的，比如《缁衣》。另外有八十多种，我们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比如《孔子诗论》、《鲁邦大旱》、《四帝二王》、《彭祖》、《夫子答史籀问》等。对我来说，尤其让我吃惊的是，有一篇《恒先》，这是其中比较长的一篇，一共13支简，看起来是完整的，它是很抽象的思想和语言学论文，里面讨论了宇宙本原的问题，语言与世界的问题。这些资料使我觉得，如果真要改写先秦思想史的话，上海博物馆竹简的意义，恐怕比郭店楚简还要大，陆续公布以后，我想，一定会引起学术界的更大震动。
还有一个要说到的发现，是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1996年7月至11月，长沙市中心在施工的时候，无意中挖到61口井（也有人说是地窖），其中第22号井，有3米见方，5米深，里面堆满竹简，由于年代久远竹简粘成一团无法剥离。人们只好选了一部分剥离，发现是三国时吴国在长沙郡统治时期留下的资料。其中有若干年的官方档案文书，尤其是经济、户口、来往名册和司法文书。由于竹简太多，大概估计了一下，有人估计是10万支，最高估计是17万支，此外，还有大木牍2000片。大家都知道，研究三国的重要资料，是《三国志》，但是其中“吴书”部分只有20卷，并且没有志和表，即使加上裴松之的注也不过几十万字，记载的是整个的孙吴历史。而长沙走马楼的十万片竹简和木牍呢？可能有几百万字，而且只记载长沙一个郡，十分集中。大家知道，早期中国历史研究，向来很难细致集中地研究个案，资料太少呀，你怎么能用精确的统计、仔细的比对？比如研究早期城市史、区域经济史、小范围的制度史等，都有困难呀。可是，这次发现给我们提供了时间主要集中在公元233至公元237年这几年之内（最早是在建安二十年）、空间集中在长沙一个郡的密集资料。内容主要包括户籍、名刺、请安问候、经济往来和司法文书，这就很有意思了。比如，这里面有关于民众的户籍和管理的大量资料，就启发我们注意，是不是过去对于古代王权控制能力估计得过低呀？过去有一种说法，主要是洋人，像费正清他们的看法，认为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面，中国皇权的管理只到县这一级，下面则靠士绅、家族来建立秩序，要到宋代以后皇权才越来越厉害，可是，这些非常仔细的管理档案，就对这一点提出疑问了。又比如，这里还有关于贪污腐化和惩治贪污的资料，有关于“私学”和“举荐”的资料，也可以帮助我们更细致地了解古人的社会生活实际面，这些东西正史里面很少呀。再比如，过去有个“莂”字，以前知道这个字，但从来都没有见过实物，这次在竹简中发现了这个东西，是把物剖开之意，各执一半作为一种合同式的东西。史书中对此曾有记载，但没有看到过实物，这次考古材料提供了实物，而且明白地写作这个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
新的发现还连续不断，到了90年代末期，敦煌悬泉置又发现了35000支竹简。其中2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