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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后来继承皇帝位子，他是合法的；不然的话，就没有后来的贞观之治，唐代也不可能延续三百年，所以是应当的。但仔细分析后，可以看出历史书在假借着真实与权威，搀进了很多自己的立场，编了一个圆满的故事。李建成兄弟与李世民一样，也拥有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李建成还是哥哥，为什么他们不可以杀掉李世民呢？为什么单单李世民是被迫的且是有道理的，是无奈之后才狠心地断手足之情。这其中显然搀入了一些政治与文学，并非完全按照真实的历史，像档案一样一一记载。以前，傅乐成先生曾经写了一篇《玄武门事变之酝酿》，收在他的《汉唐史论集》里面，对这件事情已经做了重新分析。大概是去年吧，葛剑雄在《万象》杂志上面也写了一篇文章，也在重新讨论这一问题。我想，是后来对唐太宗作为英明君主的赞扬，强化了兄弟残杀事件的合理性，后来对历史本身的合理性认同，又支持了叙述的合理性，在这里历史不是像文学一样吗？
又比如，关于清代皇室，也有不少的争论。如顺治皇帝五台山出家之说就有各种描述；关于雍正是否改了传位诏书夺了十四皇子的位子，也有很多说法。特别是关于乾隆的出身，历史学家孟森曾有一篇《海宁陈氏》的文章，讨论乾隆是否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究竟是汉人还是满人。我们知道，如果历史改写成这样，爱新觉罗氏就成了汉人，后来也就不需要反满，也不需要反清了。后来金庸写《书剑恩仇录》不就是这么写下来的吗？
这些历史，因为搀进了价值、想像和感情，有文学性叙述在里面，叙述出来的确实是一种“文本”。这是后现代历史学的一个洞见，它看到了历史中间的种种虚构、叙述、遮蔽和掩盖。顺便说一句，大家要知道后现代的理论是从文学中学习而来的，文学总是想像力丰富且花样繁多。搞文学的人常能创造出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理论，对人颇有启发。怀特的思路，实际上受到文学传统的影响，如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弗莱（Northrop Fryer）等等。怀特受他们的影响，就逐渐生成了他自己关于历史学的理论，他的结论是：“过去不等于历史，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叙述不见得能被完全理解，当人们理解时，可能已经不是真实的历史了。”另一个后现代加新马学者詹明信，也曾经说“历史不是一个文本，可除了文本，历史无法企及”。你乍一听，这话对呀，过去是客观存在的，它虽不是文本，但除了文本，确实无法知道也无法叙述，可是，我们往往把“叙述”和“文本”当成真实的历史，史书仿佛是一层透明的玻璃，让你忘记它的存在。所以，后现代历史学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提醒人们，我们始终是在透过这层玻璃来看过去，这层玻璃是就是历史文本，而文本就是人为的叙述。
我们往往把“叙述”和“文本”当成真实的历史，史书仿佛是一层透明的玻璃，让你忘记它的存在。所以，后现代历史学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提醒人们，我们始终是在透过这层玻璃来看过去，这层玻璃是就是历史文本，而文本就是人为的叙述。这里面确实是有深刻的洞见。在我们习惯接受的很多历史叙述中，真的是有一些被后人构建的，比如说“炎黄炎黄”，就是炎帝和黄帝，作为中国人的始祖，黄帝、炎帝被发掘出来隆重地崇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后人弄的，司马迁都知道这些话靠不住，所以“荐绅先生难言之”，不好说嘛。可是，黄帝在晚清时地位越来越重要，被浓墨重彩的书写并被作为国民认同的形象。后来，为了顾及长江流域，又隆重推出炎帝。这是为了族群和国家的认同，硬写出来的历史。台湾的沈松侨写了一篇《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分析黄帝传说的历史，就说黄帝故事的大量生产与晚清的国族认同有关，黄帝在古代就已被说到近于神话，可到晚清时又被浓重提出，连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很重视对黄帝的祭祀。直到现在，还大修黄帝陵、炎帝陵，官方和民众还年年去黄帝陵拜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都是后来希望强调国家民族认同的反映。浓墨重彩的书写是干什么？是为了让它具有民族传统和历史认同的象征意义。这和明代的遗民故事一样，它到晚清时被描写的日益悲壮，其中有着反满的动力和压力。所以，如果我们认真清理和透视历史文本，你就会发现，有的历史会假借“真实”的权威，来影响和改造我们当下的思想，我们常被历史所谓的“真实”约束，以至于相信“历史的文本就等于真实的过去”。
《思想史课堂讲录》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历史文本真伪问题的另类观察
四历史文本真伪问题的另类观察
完全讲历史叙述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不在场的阴影笼罩着在场的”，“过去”和“历史”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很大的。应该承认，无论古代还是现在，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感情、思路方法、政治时势等因素，也包括历史资料的欠缺、丢失等等，历史真相的叙述总会受到影响。完全讲历史叙述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不在场的阴影笼罩着在场的”，“过去”和“历史”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很大的。后现代历史学将“文本”拿出来，追究并且质疑“文本”的真实性，使我们意识到文本不等于真实，这个意义是很大的。不过，大家注意，对历史资料的审查和解读，现代历史学和后现代历史学，表面一样，实际是不一样的。那么，对历史文本的考据，考据其真伪，审查它的内容，现代历史学和后现代历史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在中国，对历史文本的考察有很长的传统，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伪书通考》和《续伪书通考》。这两部书很有代表性，它们把过去相当多的文献都放在“真”还是“伪”的面前，考察这些文献的描述是真是伪、作者是真是假等等。这一个传统到了清代，考据学家对古代文献做了更多的研究，现代史学也继承这个传统。我以前是古典文献出身，在学校学的就是这一套知识和方法。但是，这些“辨伪”，和后现代历史学对文本的质疑并不一样，那么，后现代是怎样看待文献的呢？
首先，后现代历史学并不是辨伪，辨伪毕竟相信有真有假，是针对历史文本的可靠与否，这仍然是现代历史学的方法。其次，在上一次讲福柯的时候讲到，后现代历史学也不是像陈寅恪那样指出“伪史料中有真历史”，陈寅恪是“将伪变真”，变废为宝，还是要找出“真实”来。而后现代呢？是要揭发历史文本在书写中间，由于各种意图而被添上的各种色彩，然后它要把染上色的系列，一层层排列起来，成为历史描述过去的过程，要证明这个过程中是有“权力”的影响的，说明历史和文学一样，只是叙述出来的文字。
大家知道，在古文里，“伪”是人为的意思。荀子说，人是性恶的，“性善者伪也”，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人性恶，性善是装出来的。在后现代史学眼睛里面，所有历史著作的真实性，都是人为的，是“伪”的，造伪的动机可能透露出真实来。上次我们讲过福柯，福柯就认为，这些书写的历史真实，符合了某个时代大家的共识，所以大家都接受它并承认这种真实，于是它就成为了“真实”。大家承认的共识，就是一种“权力”，它确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而处在那个“常识”世界的人叙述的历史，渐渐就成为后来人想像中的真实，所以，“历史”就是写出来的历史，而历史就遮蔽了“过去”，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文本，而看不到帷幕后的东西。过去，思想史也好，文化史也好，对文献真伪考证时常常讲“去伪存真”，通过真实史料重新描述历史。后现代历史学不这样认为，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通过这些史料可以直接恢复和再现历史，所以不应该将重点放于“去伪存真”，因为“伪”的本身也是一种“真”，它是人为的构造，构造时流露了真实的心情。
应当说，这也是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历史里有真史也有假史，无论真实的历史还是层层积累的假史，小心翼翼地剥开它们，都会发现背后真实的心情，重新组织和发掘，就会看到一些原先看不到的东西。历史里有真史也有假史，无论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