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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麻烦了。过去兰克史学觉得，把往事如何如何写出来，就是历史学。这种观念被后现代主义批判得很厉害，他们说，你这么说，就先假定我们可以了解往事，然后假定往事可以写出来，再后假定写出来就对现在和未来有用，这只是盲目自信。其实，文学是在创造故事，而历史只是在发掘故事；文学在想像中写，历史在资料里编。现代的进步、理性、客观的观念，在后现代学者看来，恰恰都是弊病所在。所以，它对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都持了一种怀疑的态度。
文学是在创造故事，而历史只是在发掘故事；文学在想像中写，历史在资料里编。现代的进步、理性、客观的观念，在后现代学者看来，恰恰都是弊病所在。所以，它对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都持了一种怀疑的态度。这让我想起了1900年第一次世界历史学家大会上的一个发言。当时一个叫莫诺的法国史家致开幕词时，讲了一段话：我们再也不想牵涉假设的近似推论、无用的体系和什么理论，它们看上去堂而皇之，其实徒有其表，只是骗人的道德教条；我们要事实、要事实、要事实……我们要本身就含有教育和哲学的事实；……我们要真相、全部的真相，除了真相我们一概不要。这里，三个“事实”、三个“真相”，一百年以前，历史学家还强调事实、真相，他们认为历史学家通过历史文本的记载，我们可以再现历史的真实、事实与真相。可一百年以后，这些观念好像有点儿变了，现代历史学好像要被后现代历史学所取代了。有些人对这趋势深信不疑，觉得现代以后可不就是后现代么？但是，我并不怎么相信这种很简单的“进化论”。
洞见很深刻，可是有可能只是“以管窥天”、“坐井观天”，像长筒望远镜一样，看得很深，但有可能是深刻的片面；“不见”很正常，不过常常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或者干脆是“视而不见”。下面，就简单讲一下后现代历史学的几个问题，讲它的“洞见”与“不见”。洞见很深刻，可是有可能只是“以管窥天”、“坐井观天”，像长筒望远镜一样，看得很深，但有可能是深刻的片面；“不见”很正常，不过常常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或者干脆是“视而不见”。
《思想史课堂讲录》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历史是虚构文本、是散文作品吗
三历史是虚构文本、是散文作品吗？
我们经常说，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几十万。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天宝末年的唐玄宗时代曾有马嵬之乱。后周末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等等。如果我们熟悉后现代历史学的理论，则会发现这些话呢，其实都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漏了一个东西，我们应该说的是，根据《史记》的记载，白起坑杀了赵卒；根据《汉书》的记载，鸿门宴上曾经发生了项庄舞剑；据《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唐玄宗天宝末年时发生了兵乱；根据《宋史》记载，赵匡胤兵变后做了皇帝。
可是过去呀，我们常常忽略作为文字书写的史书，把它作为透明的玻璃，好像通过这些透明的玻璃，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历史。但是，我们忽略了文本的存在，在我们把它当成玻璃时，没有把它们当做一层隔障，这样一来，就忽略了这一层透明的屏障。可是，我们和“过去”之间，并不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障碍的呀，还有“历史”文本呀，所以，如果我们把透明的玻璃当成一个要注意的焦点，不是直接看玻璃背后的景象，而是定睛看这个玻璃，把注意力集中到文本上时，过去的玻璃就会变的模糊起来。这个时候，玻璃后面的“过去”，才经过玻璃的折光而呈现出来。这一点和说书人根据《三国演义》、《水浒》演绎出来的各种故事没有区别呀。说书人也可以说，根据《三国演义》，捉放曹如何如何；根据《水浒》，宋江三打祝家庄如何如何，等等。过去传统史学，常常把连接我们自己和过去之间的历史文本给忽略了，人们常常是在直接地叙说，好像历史是个不言而喻的过去，历史与过去是等同的、重叠的。
但是，当后现代历史学要瓦解现代历史学时，就特别凸显了文本。文本是后来人写的呀，这样，历史和过去就分开，历史只是文本对过去的描述。海登·怀特被认为是后现代历史学的理论奠基人，他有三本书，一本是《史元》，metahistory是一个很怪的词，有人也翻译成《后设历史学》或者《元历史学》，还有两本是《论述的转义》和《形式的内容》。这三本书不完全是历史学，但对后现代历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怀特的理论，厉害的地方就是抓住了文本环节的重要性。我念一段他的话吧，他说，“我们所谓的历史，其实是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这话怎么讲？有三点，第一，历史不等于过去，而是写作出来的话语；第二，历史必须首先被写作出来才能被阅读，通过阅读我们现在人才可以与过去发生关系；第三，历史在这点上与文学一样，并完全可以由文学理论所诠释。惟一的不同，是小说家创作（invent）故事，历史家发现（find）故事而已。这样一来，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在逐渐模糊。所以，他提醒我们说，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被所谓历史的真实性所约束，小心翼翼地避免历史叙述所带来的指令性、指导性的引导。
后现代历史学有很多聪明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洞见”。他们看到了很多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比如说，你读《史记》，就可以很容易看到一些虚构事实，这给后现代历史学提供了佐证，举三个例子。比如，项羽霸王别姬，很有名的故事吧，《史记》记载项羽在帐中与虞姬生死离别，第二天项羽与十八勇士突围并相继死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没有人会获知虞姬与项羽离别之事的呀。很多人包括清代一些考据学家都认为霸王别姬的故事与司马迁对项羽的一种感情和要确立历史的连锁性有关。按司马迁的观念，历史是由秦到楚再到汉，楚有首义之功，所以要凸显项羽的意义，给项羽立了“本纪”，可能也根据什么传说故事写了这个凄楚的故事。又比如，《史记》中还有张仪、苏秦列传，可是根据现在考古发现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记载来考证，张仪与苏秦活动年代之间相差数十年，两人之间不可能发生像《沙家浜》似的智斗，但是，《史记》把两人的时代放在一起，就有了六国和秦之间关于连横合纵的精彩智斗。再比如，《史记》里面有刺杀赵简子的刺客，他看到赵简子勤勤恳恳的早起准备觐见，于是长叹一声而自刎。那么，他死前的心理活动有谁会知道，又怎么会被记录下来呢？司马迁怎么会相信这种故事呢？在这些猜测揣摩之中，历史与文学之间有了密不可分的因缘。后来，我觉得，可能在《汉书》以后，历史学的理性逐渐被确立，大家都要给历史与文学分工，说文学是虚构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被确立为真实的写作之后，就好像具有了真实的特权，要我们必须相信他。但仔细看，历史的事实并非我们想像的那样。
让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如果我们相信史书所记载的唐代玄武门兵变，就会承认，李建成是很猜忌、很差劲的，李世民是很谦和忍让的，是被迫杀害他的兄弟的，也是正义的；而他们的父亲李渊，本来也是愿意传位给李世民的，只是受到了后宫的蛊惑和挑拨，所以李世民后来继承皇帝位子，他是合法的；不然的话，就没有后来的贞观之治，唐代也不可能延续三百年，所以是应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