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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课堂讲录》 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知识考古学视野中的思想史资料（1）
三知识考古学视野中的思想史资料
因为传统史学中有理性、总体的描述，要解释出一个“连续性”来，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对文献和资料的取舍、解释、使用和引述。
大家要注意，过去这些资料的价值判断，基本上都是在关于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中间进行的，人们要确定什么史料有用，什么史料没有用，什么史料是真的，什么史料是假的，然后，产生了一整套关于历史证据及历史文献的考证、整理、解释与运用的方法。本来，这套方法看来是可以的、客观的、科学的。大家都做过论文，都会有这种感觉，通常在运用历史资料的时候，总是有两种经验，一方面，我们应当确定历史资料的真伪年代，在论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什么是真的史料，什么是假的史料，用真的，不用假的，用同时代的真文献，不用后来记述的第二手文献，这就是重要的原则。如果你用了假的，用了二手资料，那么你的研究就没有价值了。比如你用《古文尚书》来论证商周史，用《列子》来讨论战国诸子思想，这都是不可以的，所以梁启超当年就专门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因为这在历史学常识里面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史料是浩瀚无边的，大家常说“汗牛充栋”，其实现在的史料之多，火车都拉不动，不要说牛车，特别是近代现代的资料。所以，你如果先有一个明确的问题范围和历史观念的话，寻找历史资料就会非常容易，就会有限度地去寻找历史资料。这类似于今天的照相，把焦点放在一个地方时，其他的东西就会模糊起来。这种有限度的寻找，是因为其中存在着先见的观念，把资料取舍已经限定了，在框架之外的可以不必理会。寻找文献的过程实际上成了观念观照下的触摸，观念没有观照到的那些资料就会被舍弃，似乎会永无天日。
我们应当确定历史资料的真伪年代，在论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什么是真的史料，什么是假的史料，用真的，不用假的，用同时代的真文献，不用后来记述的第二手文献，这就是重要的原则。这本来是常识，也是现代历史学的基础，或许可以用一个时髦词儿说是“现代性”吧。但是，福柯却认为，这些关于历史研究的常识是不可取的，他试图寻找新的方法，并将其称为“把文物变成文献，然后使文献说话”。福柯认为所有的资料背后，都存在一种地层关系，他首先要把文献还原为文物，然后按照地层关系重新安置，使其成为一个知识的系谱。这里就有一个怎么样重新看待文献的问题，在福柯这里，历史资料不再是真伪在先，而是它所处在哪一个地层最重要，知道它在哪一个地层，就等于确定了它在系谱里的位置。于是真也罢，伪也罢，都可以说出它那个时代的话来。这在历史重建上可能不是很有用，但是在思想史研究中却很有用。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伪《古文尚书》里面的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持厥中”，这是被当做古代圣贤传心法的要诀的，好像古代圣人的全部思想精华都在里面了，因为里面涉及了“人心”和“道心”的差异，涉及了“道”的超越性，涉及了超越真理的普遍性和惟一性，更指出了“中”的原则。可是，就是在它被捧红的宋代，就有人说它可能有假，很奇怪吧。自从清代阎若璩考证它的出身有问题以后，很多人都不理它了，好像是应当扔到垃圾里的废物。可是，它的思想意味能不理就不理吗？它的文本被清除以后，它的思想将附着在哪里？它还会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基础吗？但是，按照福柯的做法，你把它放在为何会被炮制出来的魏晋时代，放在被漠视的唐代，放在大加解释和阐扬的宋代，放在被再次废弃的清代，你可以看出很多思想变迁，看出话语被权力包装起来，或者被权力放逐到一边儿的历史。
第二个是《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影响中国多深呀，有人说这是中国佛教的根儿呢。可是它是印度原装原产的吗？自从日本人揭发了它的出身有问题以后，就有了大争论，你们可以看我在过去发表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在真伪与是非之间》。有人就不同意日本人的说法，说这不是假的，是真的印度货。后来在中国，就连南京支那内学院和武汉中国佛学院、太虚和吕澂，也大争论起来，为什么要争论？因为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真理是由经典传达的，经典是佛陀的话语，权威的声音有着绝对的价值。说它真，那么它就金光闪闪，光芒万丈；说它假，它就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只能浇地施肥。所以真伪的辩论里面有这样的背景，而且辩论的方法，看上去也是很科学的，目录有没有，文字像不像，思想对不对。可是，这里有很多误区，真的就是对的吗？假的就是错的吗？思想表达对的，就一定说明它是“真”的吗？思想不符合佛教的原则，难道就一定是“假”吗？后来，梁启超也加入了，他有一个说法比较高明。他说，好呀，你说它是假的，那么就是假的吧，可是假的也好，说明那么高明的思想，原来是中国人的思想呢。到了梁启超，算是《大乘起信论》的争论有了一个结束。可是要是按照知识考古学的思路追下去，还得考虑以下几个问题，承认它是中国人的作品，并且大力赞扬这种伪作，这里是否有民族主义的思想背景？梁启超用的显然是日本人的考证，却把结论掉了一个个儿，在那个时代，梁启超这种反常规的做法，是否和他自己当时的思想转向有关？其实，如果把《大乘起信论》在近代的争论作为一个思想史事件，一层一层地考察，可以发现现代思想、现代佛教思想的很多有趣背景，这才是福柯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
第三个例子是明代丰坊伪造《诗》的古本和《大学》古本。过去对于丰坊都是很瞧不起的，思想史、哲学史几乎没有他的影子，倒是一些笑话集里面有一些他的笑话，大家可以去看黄宗羲《丰南禺别传》。为什么？因为他造假，造《诗经》古本，借了古人来说话；造石经本《大学》，说这是最古的本子。在那个时代，最古的就是最好的。为什么？接近圣人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去，我们不要只看它假不假，要看看它出现的那个时代，究竟为什么他要造假？胡适在1922年8月23日的日记里面就说，从姚际恒《诗经通论》引他的《疲q》一诗的解释中间，看到他“必是有意推翻汉宋旧诗序的人，因为‘积重难返’，故不能不借重子贡、申培两个古人来做大帽子”，这是对的，伪造的东西下面有真思想呀。近年，台北的王汎森又在《明代后期的造伪和思想争论》中说到，明代中期王阳明学派和维护朱子的学派之间，争论不休，王阳明有古本《大学》来掀翻朱熹把《大学》分为经传的新本的权威性，朱子一派则反驳说，这个古本没有根据。在争论不休的这个时候，丰坊造出这个石经本，起了个大作用，什么作用？就是打击两边儿。据说丰坊平生最恨的三件东西，除了来自东瀛的倭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