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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王充的《论衡》中有许多批判，就像常乃德讲的，只是反映当时神秘空气笼罩下的一般景象，不是很普遍的很重要的。直到东汉末年蔡邕还把它当“秘本”，没有什么影响。在隋唐两宋，他也不是那么突出，至少他的地位远远比不上扬雄。但是当时，从谢无量开始，他就渐渐像新星一样升起，到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小史》（1931）开始把他单独做一讲，和“儒教”即董仲舒是一样的地位，很突出他的“疾虚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把他和扬雄并列，写了专门的一章，大讲他的自然主义、批评世俗的精神、历史观、甚至还有了方法论。于是，以后的思想史和哲学史都绕不过王充和《论衡》去了。那么，范缜呢？范缜是与梁武帝等人辩论神灭神不灭的，他不相信佛教的因果三世说，但当时他的影响很小，刚才我们讲，在汤用彤的佛教史那里只有一小节，可是，在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中，他一个人居然占了两章，比王弼、比郭象、甚至比董仲舒、比王充都了不起。吕才据说也是唯物论的，但是在50年代以前的哲学史思想史系列中，他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到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竟然专门立了一章，说他是“伟大的思想家”，特意表彰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这样才使初唐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形成了两大阵营的对垒。所以，到了50年代以后，这些人已经属于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最重要的学术构成，无论是否重视，我们都会先将他们安在一个时代的位置上，然后成为文献的内容，再将他们的一些表达作为思想史里的东西。同样，相反的事情很多呀，像皇甫谧，在当时声名赫赫，写过《高士传》和《帝王世纪》，有很多人受他的影响，可是后来思想史文化史有人提他吗？反过来，唐代的刘知几，现在声名赫赫吧，可是你要是看宋代的文献，他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很少人提到他的名字和《史通》。但是，到明代以后开始有人注意了，到了现代哲学史和思想史，他就格外重要了，特别是在盛唐时代，总得找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吧，于是，他就作为进步的或者唯物主义的象征，被隆重推出来了。
可是，我们并不特别要去翻个案，好像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按照知识考古学的思路，这种位置和重要性本身，并不是问题；但是，这种位置和重要性的变化过程，则成了需要追问的问题，知识考古学需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他们三人被看为是“明星”的？什么时候他们是“次一等”的人物？什么时候他们几乎隐而不见？换句话说，即他们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从某个阶段浮出地表，成为我们关注的话题并成为话题的中心与焦点。把这样一个移动、变化、浮动的历史过程描述出来，就构成了新的思想史，福柯就是这样，要用考古的方法挖掘、用系谱的方法重建一种话语的历史，这样，一个思想的历史也就被描述出来了。福柯式的思想史研究，实际上告诉我们，人的观念世界中，平台、焦点、背景在不断的转移，而平台、焦点和背景的转移，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史的过程。
还是用中国思想史的例子来说吧。比如，我们常常讲宋明理学，如果我们只是接受现成的说法，把一些现成的历史记载，像《伊洛渊源录》、《道命录》、《宋史·道学传》到《宋元学案》之类当做天经地义的常识的话，就可以接受关于宋代理学，有周敦颐、邵雍、二程、朱熹这样一条发展的线索。但当我们仔细地考察后，会发现在北宋时，在二程创建理学的过程中，周敦颐几乎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只不过后来因为二程成了理学最主要的代表，曾经当过二程老师的他就被作为了理学的开山祖师爷之一。这是因为朱熹等著的《伊洛渊源录》等书逐渐将他放大。事实上在北宋，领导这批人的最重要最中心的一个人，反而被后来的历史渐渐所淡化，这人即司马光。那个时代，司马光了不起呀，是当然的领袖，也是洛阳那批人的头头，可是怎么就把他渐渐淡忘了呢？如果做知识考古学的研究，重新建立一个关于理学知识的系谱，则会看到经过《伊洛渊源录》、经过《道命录》、《宋史·道学传》，一直到《宋元学案》，再经过后来关于宋明理学的各种复述和研究，就发现一层一层的，司马光淡出，周敦颐凸显，慢慢地理学的系统被建构起来，后来我们认为好像这就是理学的历程。但是，挖开来看，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福柯讲，你要了解并揭发这种不断建构的过程。把这种“知识”逐渐积累成形的过程，就是“权力”和“话语”互相纠缠的过程一一清理清楚，这才是福柯要说的历史，真正的历史。所以，福柯讲，你要了解并揭发这种不断建构的过程。把这种“知识”逐渐积累成形的过程，就是“权力”和“话语”互相纠缠的过程一一清理清楚，这才是福柯要说的历史，真正的历史。
《思想史课堂讲录》 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关于思想史的重新考察
二关于思想史的重新考察
用这种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有时真的能掀翻旧说。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中国过去曾经有些令人非常惊讶的历史，如历史上的白起坑赵卒的这个故事。据记载，秦赵长平一战，白起像恶魔一样的杀了赵国四十万大军，似乎这个白起就是杀神一样，而与此相联系的是秦王朝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我们的历史书好像就是这样向我们介绍这一历史的。但是用系谱学考古学的方法仔细一看，这种对秦朝和白起的批评观念，实际上是后来才逐渐被建构起来的：宋代尤其是北宋建隆年以前，白起曾被供奉在国家祭祀的殿堂里，被作为英雄来歌颂并祭祀；更早一些，在中唐的时候，还有人希望通过祭祀白起来拯救王朝呢。只是在北宋以来，若干次国家清理祭祀名单的过程中，由于道德观念的转换，逐渐把白起从祭祀名单中开除，这才确立了白起的“恶”。
第二个例子。对于历史学来说，近代史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为什么？因为它和我们当下的政治、社会、生活状况息息相关，也最容易发生历史叙述与政治权力的纠缠。大家都看到，自从范文澜以后，教科书中提到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都先已经确立了一种被《新民主主义论》规范过的观念，即1840年以后的历史主流是反帝反封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关于社会性质的说法被确立，其实在理论上，已经隐含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论证了当下中国政治与政权的合法性，成为当下一些观念、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基础，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也不可以随便质疑的。在这样一个历史观念的判断下，1840年以后的历史有了一套固定的写法，在反帝反封建的脉络里，人们判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于是挑选了一些历史现象，又舍弃了一些历史现象，然后，把这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历史编织成一个系列，让人们看上去，好像历史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因此，当下的政治就有了合理性的根据，为什么？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已经是半殖民半封建了，所以不反帝反封建是不行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它的结果和使命就是这样的，有的力量依赖的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根本革命，不推翻他们怎么行呢？欧美和日本在瓜分我们的土地，侵犯我们的主权，不彻底反抗，不加入国际共产运动怎么行呢？这样，历史就有了一种必然性趋势，而这种必然性看来是在历史本身，其实，按照福柯的说法，可能是我们的观念预设进去的。历史就有了一种必然性趋势，而这种必然性看来是在历史本身，其实，按照福柯的说法，可能是我们的观念预设进去的。比如“五四”，为了论证启蒙的文化史，它可以被说成是“新文化运动”；但是为了论证反帝历史，它同样也可以被叙述成“民族主义运动”。可是，福柯警告我们说，这种看上去是合理的历史论述，其实可能是一种权力和话语交换的结果呢。
这里顺便要说的是，在《知识考古学》里面，还有以下一点是福柯所要强调的，这就是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大家都知道，历史学一般强调历史和思想史的连续性，由因果关系连起来的连续性，不然历史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