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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电悉。能按公法扣留，英不问，固好。解粤应设何法，能免英阻，且必到粤，望详商
律师。谋定后动，无令援英例反噬，英又从而庇之，为害滋大，切望详慎。鱼。
十月十四日，驻英公使再电北京总署：
密。鱼电敬悉。孙无忌惮，自来使馆，势应扣留。据问看管之邓翻译言，〔孙〕欲谋大
事，唯时未至等语。有西人知粤督几为所害，是反形已露。外部既以香港、缅甸约不能施之
英京，现筹购商船，逞送粤，不泊英岸，可无他虞。船价煤工约需七千镑，得载二千余吨船
一只，不用，变价亦可。否则释放，仍派人密尾，穷其所往，亦不露痕迹。统乞速示遵行。
瑷庚。
十月十六日，驻英公使再电北京总署：
庚电未奉复，扣留至今，外无知者；释放亦宜早，免露痕迹，乞速示。瑷蒸。
十月十六日，北京总署复电：
庚电悉。购商船逞解粤，系上策，即照行。七千镑不足惜，即在汇丰暂拨，本署再与划
扣。唯登舟便应镣，管解亦须加慎，望盖筹周备，起解电闻，以便电粤。蒸。
十月二十三日，驻英公使再致电北京总署：
孙犯已在馆扣留十三日，有犯党在馆旁逻，馆中人出入，亦必尾随，日夜无间，竞无法
送出。外间亦有风声，船行亦不敢送，只得将购定之船退去。与外部商允，如孙回香港，必
由港督严察，并请具文以凭饬港督照办等语。因将孙犯释放，仍派人密跟。瑷筏。
根据上面这些当时的原始文件〔注十一〕，我们清楚看到：当时直到十月十日为止，驻
英中国使馆的人，都没有亲自捉拿孙中山的意思；直到十月十一日孙中山自己大意，“改装
易姓”、“无忌惮，自来使馆”，他们才见人起意，觉得“使馆即中国地，自应扣留。”于
是案情急转直下，好戏出场矣！
钦命要犯上了门
孙中山自己大意，显然低估了清廷的办事能力。清廷虽然无法搞今天“校园间谍”那一
套，但是雇老外来跟踪，却也相当拿手。我们试看一下当时洋侦探在十月一日到五日间的跟
踪报告：
马格里爵士〔注十二〕
波德兰
关于孙文事件
爵士：
关于我们十月一日通信上所提的事，我们现在报告你。我们在赫胥旅馆方面，做有系统
的监视。在一日那天，就是星期四，此人于下午四点半钟外出，沿着斯屈朗走，经过佛立特
街（Fleet Street），到露朅特场（Ludgate Circus），看看商店的玻璃窗子，以后又回到
旅馆。那时候是下午六点三十分，以后就没有看见他出来了。
在二日星期五那天，他于上午十点三十分离开赫骨旅馆，雇了一个一0八五0号四轮马
车装行李，坐到葛兰旅店街八号，将行李运入，该人亦进去。
他在该处到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才出来，步行列牛津街（Oxford street），看看商店
的玻璃窗子，于是走进上霍尔庞（High Holborn）一一九号（文具店），再进加快食堂
（Express Dairy Co。），吃了中饭，于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回到葛兰旅店街八号。
下午六，点四十五分他再出来，走到霍尔庞的一个饭馆里停留了三刻钟，再回到葛兰旅
店街八号的时候，已经八点三十分钟，就不再看见他了。
以后每天都有人监视他，但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此人常在主要的街道上散步，
四周顾望。他不在家里吃饭，到各种饭馆去吃。
提起你电报里所说的一层，我们可以说在监视期间，他不曾见过什么中国人。在利物浦
听说有几个在“Majestic”和他同船的人，答应到伦敦来看他。
讲到照相这个问题，我们恐怕非等到天气好些，不能办到。
无论如何，我们对于这点总是尽力注意。
你忠实的司赖特侦探社（签名）〔注十
三〕可见孙中山的一举一动，都已在清廷中国使馆的雇人窥视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
居然还“洋装，改姓陈”，跑到使馆中去，钦命要犯上了门，不惹出麻烦来，又岂可得乎？
“不得不如此立论耳！”
既然是孙中山自己进入使馆的，孙中山为什么要在《伦敦被难记》里说与真相不符的话
呢？这个答案，孙中山“四大寇”
老友之一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里道出了原委。陈少白说：
当时孙先生怎样会被公使馆拘留起来呢？照孙先生自己做的伦敦蒙难记所说：是道遇公
使随员邓廷铿（号琴斋），自言是香山同乡，他乡遇故，就拉到邓家内谈天。原来他的家，
就是中国公使馆。以后先生又遇到好几次，未了一回，就被挟持登楼，禁诸室中。但是实际
，并不是这样一回事。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
公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
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的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
他们拘禁起来了。
孙中山另一位老同志邓慕韩在《孙中山先生传记》里也说：
按先生伦敦使馆被难有二说：一为使馆计诱，即先生自著《伦敦被难记》所述；一为先
生自进，即先生事后对人所言。……以情理论，应取自进说，缘诱先生为邓廷铿，时不过为
一使馆微员，途遇一乡人，安知即为先生？即知之，于仓卒间安敢行此非常手段。必须奉准
公使，详商办法，然后进行。须历若干时间，方能办到，断无即遇即禁如此之速。《伦敦被
难记》所云计诱者，盖著是书时，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满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论耳。夫明
知使馆尚敢进去，益见先生革命之勇敢精神。特将采录理由，附识于此，以释群疑。
孙中山另一位老同志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一集中也说：
中山每日造康寓叙谈，因于途上与使馆随员邓琴斋邂返，邓与中山为旧识，他乡遇故，
颇与往还。邓之友人亦以乡谊之故，渐相结识，但不知为孙文耳。九月初五（阳历十月十一
日）中山偶过使馆门外，遇同乡数人子道，各以粤语问讯，并邀中山入室，略叙乡谊。中山
从之，入门后，即被二人挟持登搂，禁诸室中。
可见孙中山早就知道他自动去的地方是哪里，他写《伦敦被难记》故意说不知是使馆，
并说自己在入门前被挟持，目的是“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满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论耳”！
由此可见，《伦敦被难记》的写作，是当时政治宣传品，政治宣传品的目的是政治宣传
，不能算是信史，用信史眼光去看，就未免太不了解政治人物了、就未免太天真了（梁启超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自承：“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
，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
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戊戌政变记》在当时也是政治宣传品，不能算是信史）〔注十四〕。
孙中山写悔过书
孙中山在使馆被禁后次年，他在《伦敦被难记》中回忆：
马凯尼君临去时，即阖予室之门，并下键焉；自是予遂幽禁矣。未几，闻门外有匠人施
斧凿之声，则于原键外更增一键也。且特遣中西人各一监守门外，有时或于二监者之外更添
一人。当最初之二十四小时内，其中国监守二人，时或入室与予相语。其于被禁之原因，虽
无一语宣泄，予亦不之问。然曾告予以顷者相见之老人即马大爷，予审为马凯尼也。大爷者
官场通俗之尊称，犹当时驻英公使龚某之称龚大人也。使臣与外人酬酢不用真名，遂使外国
人称之曰大人。时不知英政府公牍上之往还，亦称龚大人否耳。中国官场及外交礼节，往往
有以一字之微，而易尊重为侮慢者。西人之于中国文学风俗未经弹心研究者，实难明了。故
彼外交官辄喜于晋接之间，以言语文字愚弄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