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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教育》（威斯敏斯特：维塔格书店，2000年）。
当然，在这类辩论里面，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是认识到有关历史的解说存在偏差不应该导致我们放弃努力追求更伟大的客观性和完整性，这样就能把历史记录纠正过来。当我们发现过去的历史学家有错误时，原因正在于真实的事情；他们所认定的历史和真正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差异。基思·温楚特：《谋杀历史》（帕廷顿，澳大利亚：麦克里出版社，1966年）。
那么，什么才是客观的真理？正如波士顿大学的哲学家彼得·克雷夫特（PeterKreeft）所指出的，客观的真理——无论它是有关历史的真理、科学的真理还是道德上的真理——是那种不依赖于认知者而客观存在的真理。无论我们知道不知道它，它都是真实存在的。举显而易见的例子，当珍珠港被轰炸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否知道，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作为美国的总统这点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客观道德真理的观念对于品格教育具有深刻的含义。如果道德的真理纯粹是主观意义上的，那么也就没有客观意义上的对与错，更没有每个人不得不遵守的具有约束力的道德标准。你可能会认为撒谎、欺骗或者偷盗是错误的，但是我可以说：“嗨，那只是你的观点而已。”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遵从我们个人的道德意识。另一方面，如果对与错确实存在，那么每个人的首要道德职责——就像我们应该向学生指出的那样——就是辨别什么是真理，并且按照什么才是真正对的来培养我们自己的正确的道德意识。
人们有时候在真理在哪里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吗？是的，的确是这样。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曾经在奴隶制度和女性是否有投票选举权等问题上意见不一。而现在我们在诸如人工流产、死刑以及如何回应恐怖主义的威胁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事实上有一些事情是存在争议的，或者说是复杂的，而我们不应该让这些阻碍我们坚持努力，尽我们所能去完全地、客观地认识真理。在过去，那正是我们的知识和道德错误得以改正的方法。
让我们仅仅来考虑一下来自历史领域的一个例子吧，这个例子向我们强调了寻求客观真理的重要性。是谁应该为可怕的向内战前的美国输送奴隶的奴隶贸易承担责任？在一本公开出版的教师指导书里，教师和学生仅仅了解到在历史上记载过最大规模的强迫迁移运动，非洲人从他们的祖国被“绑架”了，被“俘虏”了，或者说被“诱拐”了。指导书没有提到非洲皇室以及本土的奴隶贩子在向欧洲商人供应奴隶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相反，另一个例子则反映了真实情况，历史学家谢尔登·斯特恩（SheldonStern）引用了一本书上的一段话，这本书伴随着最近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PBS）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系列节目而产生，该节目的主题是“美国通往奴隶制度的旅程”：
白人没有在非洲地区引进奴隶制度。从人类第一次在对手身上感觉到意志薄弱那一刻开始，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卑躬屈膝就成为普遍认可的想法……在欧洲人到达非洲西部海岸之前很久，两个大洲同样认可奴隶制度的存在……非洲人和欧洲人站在一起，地位平等，是商业和利润方面的伙伴。然而部落之间相互攻击，最终使得2000多万非洲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被绑架了。查尔斯·约翰逊等：《美国的非洲人：美国通往奴隶制度的旅程》（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出版社，1998年）。
斯特恩说：“要对奴隶制度表示任何歉意都应该同时有葡萄牙、英国、法国，尤其是巴西的加入，他们购买的黑人奴隶比美国要多出六倍还不止。美国接收了被带往新世界的奴隶总数中的不到5％。”谢尔登·斯特恩：《超越花言巧语：一个历史学家对于美国历史“国家”建议标准的观点》，载《教育杂志》（1994年秋季），第61～73页。在了解了关于奴隶制度的整个真实情况以后，学生们不仅学到了一堂历史课，而且学会了关于人类本性的重要一课：没有哪个国家或种族单独和邪恶为伍。
第三部分 教育应学术和品格并重第29节 教育时应注重均衡
对真理的献身精神往往转化为对均衡的注重。《召唤英雄主义：更新美国对伟大的看法》的作者，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彼得·吉本（PeterGibbon）认为最近在看待美国历史以及一些特殊的历史人物时，我们明显地缺乏均衡的感觉。
如果我们试图忽略或掩盖我们国家的过失和失败之处，譬如转移和杀死印第安人，对黑人的奴役和后来的隔离，二战期间扣留美国籍的日本人，以及支持反政府力量的外交政策等，那么我们将得不到真理。但是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反面，对我们国家的美德和成就不予重视，那么我们仍然无法获得真理。实际上，爱国主义被定义为对国家高尚之物的热爱，这一美德要求我们不仅仅认识到我们国家的缺点，更应该认识到我们国家民主主义的理想，这个理想一直在激励道德的进步——至少在某些领域——并且正在缩小我们的言行之间的差距。
吉本说，当他在全国范围内旅行，和学生们谈论美国历史上的人物，如乔治·华盛顿时，他们往往显得愤世嫉俗，吹毛求疵——譬如，事实上，华盛顿本人就拥有奴隶（华盛顿虽然不像本杰明·富兰克林似的，从一个奴隶主转变为一个废奴主义者，但是他在死前确实释放了他的奴隶）。吉本提醒学生们华盛顿仅仅是一个人，而不是神。他父亲死的时候他才11岁。他看着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劳伦斯死于肺结核，他的继女死于癫痫症，他自己的脸由于天花而留下了伤疤，他的身体则由于疟疾而不断衰弱。当美国革命到来的时候，他不愿意担任指挥官。他的士兵很少，没有接受过训练，在18世纪的超级大国——大不列颠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这些无疑都是事实。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学会了躲避、撤退以及利用荒野。他强迫他自己显得信心十足，尽管他正感到沮丧和疲劳。
吉本说：“我告诉学生们，华盛顿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显示出了非凡的勇气——不仅仅是面对子弹的勇气，还有无论成功的可能性如何都坚持一项事业的勇气，以及摆脱失败，战胜痛苦，勇于冒险和成长的勇气。”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华盛顿想要退休，在芒特弗农照看自己的花园，过平静的日子。但是新生的国家很脆弱，需要他担任第一届总统。他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幸福之前，为国家服务了8年。作为总统，他是一个专横的行政长官，一个谨慎的政客，也经常把荣誉置于政治之上。“华盛顿不像汉密尔顿那么有才气，也不像杰斐逊那么雄辩，”吉本总结说，“但是我们的第一个总统具有品格。”彼得·吉本：《召唤英雄主义：更新美国对于伟大的看法》（纽约：亚特兰大每月出版社，2002年）。
在处理有争议的问题时讲求均衡和公允
均衡同样要求学校在处理有争议的问题时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无论是对人工流产、死刑、同性恋，还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等等问题。对于这样一些在学校里以及学校周围的社区存在的道德问题，出于对不同观点的尊重，公立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有争议的事件，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对待有冲突的观点，或者根本不去处理这些矛盾事务。
举例来说，在攻打伊拉克的战争开始前，芝加哥沃尔特·佩腾高中的一批学生要求批准表演古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剧《利西翠坦》，这是一部反对战争的剧本，在剧里妇女们发誓禁欲，直到男人们不再作战。学校校长盖尔·沃德同意了，但是坚持表演之后必须有一个小组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包括那些支持武装行动的人。小组讨论会后，那些参与了喜剧演出的学生说他们认识到了倾听不同观点的重要性。萨姆·狄龙：《当学生们参与战争辩论时，学校应寻求正确的平衡之道》，载《纽约时报》（2003年3月7日）。
辩论对于成年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机会，可以表现出自己对复杂的道德问题如何进行思考。为了培养一种见多识广的判断力，一个人应该寻求哪种信息来源呢？在特定的消息来源里，我们又在获取什么样的观点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