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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乡镇政权的经济状况特别是乡镇干部自身的利益，又决定了其在实行国家目标时存在偏差。这种偏差，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国家制度安排的绩效。特别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农民经济上相对的自由，农民对自己的利益所在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其自主性行为不断加强（用许祥发书记的话说：“农民已不像二十年前那样惟命是从了，而是敢说敢为”）。这种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的自主行为，势必影响到乡村社会关系和乡村社会管理。特别是在国家和国家代表者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乡镇干部的社会管理行为会与“村民自治”这类制度安排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在转型期，为确立国家权威的合法性，以求社会稳定，国家就必须考虑到农村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是否可以说，国家的农村政治制度安排就是在各利益主体冲突和交换过程中，为确保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利益实现而设立的均衡机制？
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对中国社会转型以来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进行全面的研究。一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结构变迁的总趋势是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政治社会的不断侵入过程，其突出表现为代表城市政治社会的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那么，各个时代国家行政权力的历史性边界在哪里呢？这些历史性边界形成的原因即转型期国家行政权力下沉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国家行政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路径有什么特点？其下沉过程中又有什么样的障碍？如果说，获取城市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是国家行政权力下沉的主要原因，那么，随着国家对乡村社会依赖性的减弱，国家行政权力是否也会逐渐退出乡村政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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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华中师范大学科社所俞思念教授和该所硕士研究生任江华来衡。俞教授以研究现代化理论为专长，我曾多次听过他有关现代化的讲演。向俞教授汇报了调查情况。俞教授对我以实证的方法、从社会转型这一视野研究乡村社会的变迁，很感兴趣，表示要到调查点去看看。
12月9日下午，陪俞教授和小任到衡山县城。我的大学同学王立成（法学硕士、现湘潭市总工会研究室主任，我在湘潭调查时得到了他大力支持，并约定在我完成农村调查之后，一同赴安源调查中国工人阶级状况）闻讯从湘潭到衡山县城。见衡山县委罗副书记、付和肖两位副县长，并就有关农村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座谈。夜宿衡山县宾馆，同立成长谈农民与政府的谈判机制问题。
12月10日早，在县委罗副书记和县委办陈副主任陪同下，俞教授、小任、立成同我一起前往白果镇。杨镇长由于前几天下村感冒了，所以边打吊针边介绍情况。杨镇长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白果镇的情况后，便改变了话题，重点讲了村级民主选举的问题。杨认为，国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当然有其道理。但作为乡镇负责人想的却是村级民主选举如何与乡镇管理相一致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如何发挥作为基层政权组织的职能。乡镇作为一级政府，行使管理权是法律赋予的职权。可是，如何才能使这种管理权与村民的民主权利统一起来？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有许多文章，都说村民自治搞得好不好，关键在乡镇党政。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的确，在目前的体制下，村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乡镇党政。特别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新的制度，更需要乡镇党政的大力推行。但问题却是，有些文章说，乡镇党政一般都不会自觉地推行村民自治，因为这样做等于在限制自己的权力。这种说法，让我们这些乡镇一级的领导感到不高兴，有时甚至还会怀疑，好像现在推行的村民民主选举主要是针对乡镇党政的，其目的是限制乡镇党政的权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说，国家已经将我们这些乡镇党政看成是防范对象了？事实上，我们这些乡镇干部虽然在个人修养或素质方面较之国家的其他干部队伍要差一点，可我们却是国家干部队伍中待遇最差的，也是最没有升迁希望的。许多时候我们甚至连工资也没有办法发，养家糊口都困难。乡镇就只有那么一点钱，就是有人搞腐败，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案子，因为财力和权力都有限，无东西可贪。
罗副书记看见杨越讲越激动，怕他说些太过分的话，几次打断了他的发言。在杨注射完后，罗就建议去参观岳北农工会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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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北农工会旧址地处白果街1公里外的岳北村，原是刘捷三公祠，是一栋四合大院。虽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长年都是大门紧闭。幸好杨镇长熟悉门道，在旁边农舍大叫几声，有一小女孩响应，每人1元，进入旧址。
岳北农工会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自从这次调查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在衡山白果这个较偏僻的地方，为什么能产生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并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在第一阶段的调查时，我根据掌握的材料曾初步总结了如下几点：其一，岳北地区属于四县（衡山、双峰、湘潭和衡阳）交界之地，地处南岳后山，相对南岳前山来说，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要弱。其二，当年曾国藩训练湘军时，此地属募兵范围，形成了此地习武之社会风气。其三，岳北的乡民习惯于流动，有许多人到外地做工，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文化。其四，民国时期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老家在此，以赵家为首的地主进行的土地兼并较为严重，赵、廖、刘、唐四姓劣绅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农民所受压迫较深。
岳北农工会旧址所展示的文物和文件也大体验证了我上面的思考。事实上，当时回岳北组织农工会的刘东轩、谢怀德，都是白果本地的。其中，刘东轩，衡山白果镇瓦子河村人，水口山工人，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副主任，1922年12月5日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谢怀德，衡山白果镇人，原在安源煤矿当修理工，1922年1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安源路矿罢工胜利后，被选为修理厂的总代表、工人俱乐部交际股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他们作为本地人从外面回到岳北，是以本地人的身份从事农民运动的。这说明，一切反抗乡村传统的革命运动都需要依托地方权威或地方人际关系来完成最初的组织性准备。对于这一点，我在韶山调查时就有所认识。因为，当年毛泽东就是利用乡亲关系、在自家的楼房上建立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
这些从白果走出去加入了共产党的革命者回到岳北后，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向那些贫苦农民以及乡村社会大量存在的流氓无产者传授革命道理的，并通过传统的拜把兄弟的方式与那些有造反意向的农民建立起准组织关系。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就发展几百骨干分子，并学习水口山工人罢工的组织形式，以村庄为单位，十户为一小组，产生十代表，百户产生百代表，全区产生总代表，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农民组织。1923年9月，湖南军阀混战，无暇顾及农民运动。刘东轩、谢怀德看到时机成熟，就于9月16日在白果的刘捷三公祠召开农工会会员大会，到会3000多人，正式成立了岳北农工会，从而升起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一面红旗。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组织起来的农民，已完全不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可比的了。他们已受到了城市文明指引。这从当时发布的《湖南省衡山县岳北农工会成立宣言》可以证明。这份宣言称：“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上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之外，甚么都没有的啊！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偷窃扒摸的啊；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时，提起钱没谷米；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被拉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啊！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工艺做出来的货，那里还值钱啊！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团结力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敌人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