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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了近20年的飞跃性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却不利于农村面貌有更大的改善。现在中国农村的状况，主要还是小农生产者加上有限的市场经济。小农生产者具有天然的缺陷，目光短，一般只知道眼前的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利益，对新生事物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可我们的基层干部又不习惯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指导农业生产和乡村社会的发展。这样势必造成目前农村工作的难度。
我表示已注意到了罗关于“小农生产者加有限市场经济”这一提法，并问如何才能改变这一状况。
罗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并不能解决农村市场化的问题。市场化需要以产业化为基础。可是，目前各级政府提倡产业化又不能在农村真正实行。具体原因很复杂，需要做系统的调查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制度上存在缺陷，各级政府对农业的调控手段不足。
问：目前农村工作的重点何在？
罗认为对于县一级党政，农村工作的首要之点就是稳定。虽然也需要从农民手中收取农业税，但最怕出事。因为只要发生因农民负担闹事的事件，省市就会对县一级领导采取组织措施。基于此，县委和县政府反复告诫乡镇干部，在收取各种税费时千万不可动用武力，不能搞出人命来。可是，不采取一些强制措施，钱就收不回来，县财政也就没有钱，大家就不能发工资。当然，县里的工商税和其他收入解决县级干部的开支还是可以的，财政再困难，也得让县官们有工资，最多是拖些日子。
请罗评价衡山县农民负担的情况。
罗认为，总的来说，衡山县农民负担并不重，基本上按照了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的。所以，这些年来，衡山县没有因农民负担问题出过事，比较太平。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不重的农民负担都按规定的时间交了。有许多农民并没有按规定时间和数量交纳税费。只是我们要求乡镇干部，无论如何都不能采取过激的手段和方法，农民不交就记下来，将来再说。有些乡镇因收不上钱，只得借债度日，出现了农民欠乡镇的，乡镇欠财政或银行的这种情况。
问：为何税费难收？
罗认为情况很复杂。从税费构成来说，农民负担一般可以分为两大块，税和费。费又有乡镇统筹和村提留。税还好办一些，自古以来，皇粮国税，农民知道必须交。不交有税务部门按国家的法律处理。但费则不一定了。在农民眼里，费是不合理的，交了税就不应该交费。当然，有的费的确不合理，但大量的费则是按照国家规定收的，而且，有许多费也并不完全是乡镇政府要收的，如教育费附加等都是国家开的政策性口子，这些钱乡镇政府也不能用，最多只能从中提点手续费或奖金。再加上这些年来，各种宣传工具对有关农民负担的宣传比较片面，使有的农民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乡镇统筹就是乱收费。这种误解在农民实际收入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对抗情绪，不交税费也就成了一种好像很有道理的事情了。
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罗答：费改税是目前国家有关方面正在探索的，可能明年或后年会推广。这种费改税有如旧时的“一条鞭法”，通过对各级政府部门行为的制约，对于减轻农民的负担会有一定的好处。可农民负担问题的关键真的就是乡镇干部的行为没有受到制约吗？可能远比这复杂。尽管如此，费改税还是一个进步，它可以将农民负担问题纳入法制化。上交税费应该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没有强制性的手段显然不行。当然也有人提出，现在对拖欠税费的农民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可在现实中，法律是不好解决这些问题的。首先就有一个法律主体的问题，即谁为原告和谁为被告的问题。有人说，原告应该是乡镇政府，可是，收这些钱并不都是乡镇政府的事。乡镇政府为什么要告？这样一告不就将一切责任都推到乡镇政府身上了？被告方面也不很好确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户为单位的，“户”成为了权利和义务的主体。但在法律上，“户”或“家”又不能具体行使权利和义务，不能成为诉讼的主体。这是否说，“家”或“户”也需要有一个“法人代表”？最主要的是，农村土地是集体的，农民只不过是“租”种罢了，应该是农民交租，由集体来承担有关税费。何况，现在法律也不一定能够真正做到公正。现在的确有许多地方农民集体控告乡镇政府乱收费的事，为何一般很难公正判决呢？原因就在于，如果财政收不上钱，法院也没有钱办公，法官也没有工资发。有的县领导就说，法院如果要判政府收上交提留违法，那么它下个月就不要到政府来领工资了。这种经济背景也就决定法律在效力和公平方面存在着局限性。可见，现在农村的关系很复杂，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多。绝不是简单说一声“依法办事”就能解决的。
显然，罗说的这些问题是经过了一定思考的。他关于乡村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主体不够明确的问题，也正是我这次调查的问题之一。因此，我表示注意到了罗的分析，并说，就目前乡村社会关系主体而言，有几个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必须搞清楚。这些关系主要有：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村委会及农民之间的关系，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村委会及村党支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甚至还有家庭与村民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但更多是综合性的。由于我们在乡镇制度安排上以及在一些具体的操作程序上，将这些关系过于简单化，也就产生了许多问题，使这些关系变得不清晰，权利和义务不明确。其中，乡镇党政作为国家最基层的政权机关，处于国家与社会的边界上，作为体制内的权力机构，他们要承受来自国家和社会韵双重压力。而乡镇干部，作为个人，也要承受作为政治人和作为经济人的双重选择。在乡镇以下的村，目前实行着两项基本制度，但这两项制度却有不同的行为主体和行动逻辑。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经济上确定的是“家庭”的经济自主权，而村民自治确认和保护的则是村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家庭”和“村民”分别作为经济主体和政治主体，有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也必然会使乡村社会关系复杂化。
罗听此言，深表是然，谈兴更浓。可已近天亮，罗告辞。
我用笔记本电脑整理完这一天的访谈和经过，睡意也就涌了上来。
1。5
10月29日中午，衡山县委许祥发书记、付丹舟副县长、县委办公室肖亚平主任、县委办公室陈琛副主任及衡山县望峰乡党委书记座谈农村工作及管理问题。
望峰乡党委书记50多岁，言辞极为激烈。言称，正准备就乡镇工作给江总书记和朱总理写信，向他们诉说乡镇干部的艰难和困惑。细听之，观点大致如下：
其一，乡镇还是不是国家政权的基础。乡镇政权作为国家最基层的政权机构，就是要管好本乡镇的事务。可是，现在乡镇还有什么可以管？还能管什么事？现在推行村民自治，乡镇党政连村干部都管不了。没有事情和人可管的政权，还会有什么权力和威信？长期这样下去，基层政权就会失去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没有了农村基层政权，国家还能稳定吗？国家要稳定，就要给乡镇干部权力，就要拿出政权的权威来，不要靠讨好农民过日子。其二，谁应该对农民负担重负责。现在大家都说农民负担重，而且好像都是由于乡镇干部乱收费造成的。国家一再下文说要减轻农民负担，各种报刊杂志也只有一个声音，都在指责乡镇干部为了大吃大喝、搞腐败而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使农民无法生存了。这种说法不公平，也与事实不符。我们这些乡镇干部背这个骂名不要紧，可长期这样下去，就会搞得农民一点义务观念都没有了，连合理的负担也不想交了。现在农民都知道，乡镇干部在农民负担上出了事，有人上访，就要撤职，罢官。正因为农民知道乡镇干部的这一软肋，才有负担太重的想法，才敢不交税费。毛主席在的时候，农民饭都没有吃，可谁也不敢说负担重，也不敢造反。现在谁家的日子起码比那时强得多，为什么还有人敢不听政府的呢？而各级政府却对那些不交税费的农民一点办法都没有。看来，怕农民上访是不行的，如果党中央说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农民上访反而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