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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翻族权和绅权。农民协会“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46许多祠堂也成为了农民协会办公场所，岳北的妇女终于走进了祠堂，让那些族长老爷一点办法也没有。
当然，五县在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具体程度上有所不同。毛泽东当年考察的结论是：“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势力还隐隐和发民权力对抗。”47
第二，农民领袖和乡村权威。
传统乡村政治是皇权（政权）、族权和绅权的结合。在农民运动时期，农民协会通过从下层发动，而建立了强制性的权力体制，并成功地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旗帜下，取代了地主阶级政权，建立了新的权力体制。那么，这种从下层发动的政治运动，最初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乡村社会呢？也就是说，那些直接深入到乡村社会的农民领袖是如何获取足以动员民众的权威资源的呢？
如果不将共产党高层如毛泽东、彭湃等人对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纳入到研究范围的话，我们可以将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分为两大类，即直接深入到乡村基层社会的农会领袖和已属于政治权力体制层面的农民运动领袖。前者政治权威的获得及行为方式完全属于乡村政治范围，后者则已具有城市政治运作的性质。岳北农工会及岳北区农民协会等广大县以下农会组织的领袖们属于前者，而县级以上的农运领袖属于后者。
乡村政治是在乡村社会这个特定的社区范围内进行的。与城市政治有所不同的是，乡村政治行动者的个人身份特征，对于理解乡村政治行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在一个“乡邻乡亲”的熟人社会，任何政治行为不只是靠“目标”或“理想”能解释的，“乡亲们”对许多事务的评价或者参与，总是与对行为者的评价相联系的。在许多时候，特别是在“外界力量”还不是以强制手段进入乡村社会时，行动者的“人品”、“名声”或“见识”，才是乡村社会内生的、真正具有号召性和组织性的力量。
1923年的岳北农工会及1926年岳北区农民协会主要组织者的基本情况如下：
刘东轩，衡山白果镇瓦子河村人，家境清贫，1916年考入免费的江南兵工学校学钳工，1920年被分配到水口山铅锌矿机械科当钳工。1922年9月江西安源路矿罢工胜利消息传到水口山，即组织同科10多名工人暗中组织俱乐部，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俱乐部副主任，并领导了水口山工人大罢工。1923年4月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衡山岳北开展农民运动，创建了岳北农工会，当选为主任。
谢怀德，衡山白果镇街后人，成年后随父打铁度日，后进江西安源煤矿做修理工，1922年初参加李立山主持的工人夜校，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安源路矿大罢工时，他出任工人纠察队副队长，罢工胜利后，被选为总代表，工人俱乐部交际股股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12月，奉派至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协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并与刘东轩和蒋先云一起领导了水口山工人罢工。1923年4月受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回到家乡岳北，协助刘东轩组织了岳北农工会，当选为副主任。
赵国城，衡山白果尹家台人，6岁丧父，家境贫苦，17岁时随兄赴江西安源煤矿谋生，为电机班司炉工。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当选为电机锅炉房总代表，率领500多名工人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家乡岳北，筹建农会。1926年6月，岳北区农民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委员长。
彭桂峰，衡山贯塘颜家冲人，幼年丧母，读私塾一年半后辍学，随父在白果一带做工。1923年夏秋，积极参加岳北农工会活动，并任执行委员，在阻禁平粜斗争中率先上阵，被誉为“革命先锋”，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共青团。岳北农工会失败后随刘东轩到江西安源做工，1925年冬，重返家乡，协助赵国城恢复岳北农工会，1926年3月加人中国共产党，7月任岳北区农协会副委员长。
这些情况表明，岳北农工会和岳北区农民协会的领导组织者都是农民出身，但他们在领导农民运动时已不是本来意义的农民了。他们一般出身贫穷，不得不外出打工谋生，在外接受了新思想并加入了共产党后，受共产党组织的指派，回到家乡，利用原来的乡村社会一员的合法身份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尽管他们仍然具有了家乡农民的许多习性，也许亲朋好友们并不知道他们是中共党员这一政治身份，但对于那些常年生活在田间村头的乡民来说，他们已是“见过世面”的人了。认识和结交这样的人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而家乡亲朋好友的关系网和“见过世面”这一当然的权威性，正是这些农民领袖最主要的资源。像刘东轩和谢怀德回到家乡后，因当时只能秘密地进行农民运动，他们首先利用的就是传统乡村那种亲朋网络关系，通过到白果赶集和平时的拜访，向他们认识的亲友讲述安源和水口山的情况，很快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当时还处于相对封闭状况的岳北地区社会议论的中心。这种社会议论在乡村社会往往意味着权威资源。于是他们就按照当时岳北的习惯，大搞结拜，与许多在当地有影响但并非主流人士结拜成兄弟，并靠这些把兄弟去影响其他乡民，宣传他们的主张。因此，在较短的时间内，他们就建立了差不多包括全岳北的社会关系网。当他们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得到广泛认同后，他们才按照在水口山或安源工人罢工的组织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会组织。也就是说，由于在当时这些农民领袖是共产党员这一政治身份是保密的，所以他们在形成组织权威的过程中，并不能公开和依赖现代政党所具有的组织性力量，只能靠个人的学识和活动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曾经是水口山和安源工人这些较为模糊的社会身份，在他们发动和组织农民活动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因为这实际上是他们在乡村社会显示“见识”的重要资本。正是为了强调这种“见识”及其合法性基础，他们才将自己发动和组织的农会组织称之为“岳北农工会”。这里的“工”就是指欢迎水口山工人指导并愿意与他们团结的意思。
如果说，受共产党指派而回乡组织农运者已具有了乡村社会之外的社会身份，而那些受这些“外来者”鼓动参加农民协会的广大会员，则完全是乡村社会内生的力量。就是那些最后成为农会组织“总代表”、“纠察队长”和文书之类的农会骨干，他们的社会身份完全是乡村化的，他们对农民运动的理解也更多地倾注了乡村社会的特色。在岳北农工会时期牺牲的赵炳炎、周德二、廖芳炳、李玉邕“岳北四烈士”的经历将说明了一个这样的事实：不仅贫召的农民因参加了农会组织成为了地方权威人士，就是原来的地方士绅也可以通过参加农会组织而成为新的地方权威人士并拥有新的权力。
这四位烈士中的赵炳炎、周德二和廖芳炳都属于贫苦农民，他们长年靠佃种田地、做工、挑脚、抬轿为生。而李玉邕虽也出生农家，但自动读书识字，并在清末乡试得中，有秀才功名，在族中担任执事，在乡里代办文书，且设馆授生，在岳北很有威望，是个典型的地方权威人士（士绅）。早在岳北农工会秘密阶段，他们四人便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别被东湖、万家町、江东桥和贯塘四个区的会员推选为总代表。对于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一社会角色转变的具体过程，我们已经很难找到确切的文本资料进行描述和说明了。但在岳北等地的民间传说，还是很能说明问题。传说中的赵炳炎是个“猛子”，历来喜欢动刀动棍，学得了一些“武打功夫”，当时他只有23岁，因家中无田无地，就在白果街头闯荡。据说当时白果的团防局局长赵桂苏与其是同宗，所以大家都让“赵猛子”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