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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村政治-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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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立农务总会及农桑总会19处,分会276处32。如果从性质上来说,清末农会这一具有近代色彩的民间社会团体并非属于农民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似也可称为商办的新型民间社团”33。由于这些组织又大都设于城镇,脱离农村,与广大农民缺乏密切联系,加之组织十分狭窄,会员人数很少,很难说集中代表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缺乏应有的阶级基础,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在政治生活中不可能具有重要地位和显著影响34。事实上,晚清政府关于设立农会的政策,并没有在全国普遍施行,五县均没有设立农会组织的相关记载。
  到民国元年(1912年),国民政府农林部公布了农会暂行章程,要求各县成立农会,“以图农事之改良发达”。1913年,湘潭、醴陵、湘乡均先后成立了县农会,以推广农业知识,辅导农民改进耕作方法和协助农民解决困难。醴陵因为经费等原因这次年冬被解散。湘潭也只有农会之名,并没有开展活动,到1924年,县农会分五路推举筹备委员,成立县农会筹备委员会。这个筹委会实力土豪劣绅把持。当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农民协会章程,要求解散旧农会,建立新的农民协会,县农会活动终止。湘乡的农会组织由于得到了地方势力的支持,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在1913年湘乡县农会附设了蚕业传习所。1922年县议会拟订的《湘乡镇乡分农会暂行简章》。简章规定,镇乡农会的职能是“对农学有精细之研求,务有切要之改良,以灌输农民知识,增高农民地位,发达农民企图”。乡镇农会人会资格为,有农业学识者、有农业经验者、有耕地牧场原野山林等物权者,有经营农业及其副业者。四项之中,只要合其中一项就可入会。事实(c)上,当时把持湘乡各级农会的都是一些乡绅和地主。农会组织一般不参与乡村政治活动,对乡村社会秩序并不产生影响,只是作一些农业技术知识的传播。1924年,湘乡县农会编印《整理农林大意》、《备荒浅说》等小册子,以辅导农民改进农业技术。1925年,县议会决议拨给县农会事业经费375元。在这些政府准许或扶持的以经济发展为目的农会组织之外,也有一些以政治为目的的农会组织,如1912年,湘乡沈伯玉组织提倡均产的“裕农会”,被湖南都督勒令取消。1913年,王志清在湘乡坳头组织宣传新三民主义的“农禾会”,也被政府取消35。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的农会组织与这些旧农会有着本质性区别。它是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以推翻封建地主政权为宗旨的农民政权。
  毛泽东在不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宗旨和历史使命进行过恰当的论述。他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36。这些农民协会“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37。《湘乡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联席会议宣言》称:“今后,我们奋斗的唯一目标是铲除包揽词讼、把持乡政、武断乡曲、鱼肉人民、勾结军阀团防、组织暗杀队、侵吞地方公款、造谣污蔑、破坏党和政府以及工会农会、压迫农民的土豪劣绅。”38湘潭县农民协会的成立宣言称“农民协会为要求农民的自身解放及反对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和压迫的组织”39。
  农民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宗旨和使命决定了农民协会的主体只能是一批农村劳动者,他们是“真正农人”40。1927年2月,衡山县农民协会发出公告称:“照得农民协会,主体原属农民。凡剥削地主,以及土豪劣绅,不容投机混入,破坏本会章程。以后筹备农协,总要真正农人,会内一切事件,全由农民执行。”41据当时调查,1926年11月湖南省有54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107万人。在这些会员中,自耕农占8。15%,半自耕农占13。82%,佃农占39。31%,雇农占26。42%,手工业者占7。44%,小商占2。21%,小学教师及其他群众占2。15%42。
  农民协会这种阶级构成状况,也就决定了农民运动的政治行为的性质。这就是,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关系进行了无情的冲击,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的政府,农民协会成为了新的政权形式。
  (1)掌握行政权。在行政决策权方面,按县和县以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县一级,农民协会组织与旧县政府分享政权,限制了县长的行政决策权,做到了“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43。在衡山县公法团和知县联席会议上,县农民协会和总工会的意见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县农协委员长和县总工会委员长周树屏就在联席会议上迫使知事将迫害过岳北农工会的原知事赵桂苏归案。县公法团联席会议还决议,从民国15年秋征起,全县附加不得超出正供,将土豪劣绅、团总等直接掌握征收的亩捐统统取消,并一律不预征钱粮。在县以下,农民协会直接取而代之。毛泽东曾指出,“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44。农民协会用清算、罚款、游团、关押、驱逐、枪毙等方法打击地主,“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着倒塌。都总团总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45。农民协会就利用掌握的区乡政权,铲除吸食鸦片、赌博等各种恶习;开展筑路修桥、开荒造林;破除封建迷信,反对旧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大力兴办小学,普遍举办农民夜校等公益活动。
  (2)控制司法权,镇压敌对势力对农民运动的阻挠和破坏。1926年12月,在湖南省颁布《惩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后,各地农民协会纷纷组织特别法庭惩治土豪劣绅。湘乡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在1927年3月先后处决了曾智楚、刘青笃等一批土豪劣绅。湘乡各区、乡农会都设有公断所,乡村所有的纠纷都归农民协会负责解决,社会秩序大有好转。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60件民刑诉讼禀帖,自成立农会以后,平均每日只有4…5件。湘潭农民协会则组织了一系列的暴力活动,在1926年12月,围攻了县知事公署,勒令交出大土豪大劣绅曼容秋,经农会公审后处决。1927年3月组织1万多农民捣毁大土豪陈家益巢穴,剿灭地主武装“铁血团”,处决劣绅朱子昂。长沙县在1927年4月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区乡农协送县关押的土豪劣绅数十人,被判处死刑的有25人。
  (3)建立农民的武装。在农民武装方面,地主阶级的武装常备队、团防局等被接收,由各级农协建立农民自卫军。1926年秋,衡山岳北和柴山洲农民协会夺取了白果、新桥和油麻田团防局的枪支,组成了农民纠察队。1927年3月,衡山县农民协会接收了县团防局的400多人和枪支,并将它改编为农民自卫队。湘乡在1927年2月,县农协接收了县防团,建立农民自卫队并在区、乡及城镇建立了纠察队,革命武装达10万人,同年5月,编组“工农义勇军”。醴陵在1927年3月成立农民自卫军,用自制的土枪、土炮、梭镖、大刀武装农民。湘潭县1926年8月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纠察队,有队员400人。到1927年3月,成立了县农民自卫队,4月组织农民处死银田团防局长汤竣岩,全县收缴了地方武装团防局枪支700多支。1927年3…5月,长沙各级农协在柳直苟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分别摧毁和接收了长沙县各级团防局,共缴获枪800支,组建了200多人的县农民自卫军,各乡镇均成立了农民纠察队。
  (4)推翻族权和绅权。农民协会“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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