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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国，家将不家。
谈完话，我按惯例将谈话记录稿当面打印了一份给彭等人。他们将许多原始材料特别是彭某等人的申诉材料留给了我。在送他们走时，他们一再邀请我到他们村里走一走，去向更多的村民了解情况。范很神秘地对我说，现在湖南省减负组织已经实现了“联网”，只要你去调查，村民们的斗志就会更高。听此言，考虑到这个村目前的情况，我怕再生事端，所以就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而且，我一再表示，自己不能出面也无能力帮助他们解救被判刑的同伴。我只是一位研究者，找他们了解的目的，只是为了学术研究。他们听我这样说有点失望。
当他们的脚步声在黑夜中消逝时，我的心若有所失，总感到欠了这些充满希望而来的农民兄弟什么。但是，面对中国农民的苦难，我一介书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来完成这一研究课题。
尽管我已经体会到了这中间的无比艰难。
6。5
4月1日至10日到衡阳市祁东县。
这个县在1996年曾发生了震撼全国的农民冲击乡镇党政机关事件。在县人大负责人处得到了当时省委调查材料，并查阅了有关新闻报道，访问了部分当事人。对此事件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事情经过大体如下：1996年7月5日，河洲镇副书记刘某、纪委书记申某等7名乡镇干部乘吉普车和摩托车从该镇公馆村搞计划生育工作返回镇政府时，顺路到陶金村支部书记陈某家，了解该村的建校集资款收交情况。陈说收不上，因退下来的村干部不交，其他群众也不交。刘某、申某随即找原任村支书谈话，谈话不到一分钟时，该村有4个地方鸣锣，一下子来了近700村民，将7个镇干部团团围住谩骂，并将吉普车玻璃砸烂，把摩托车推人池塘，围攻时间长达3个小时。第二天，县镇两级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处理。7月7日，村委会副主任陈某在马路边与另一村民谈话，被村民发现、误认为是村干部在站岗，又鸣锣，来了150人，冲击陈家，将陈家的部分门窗砸烂。为此，县里加派工作队，在该村召开村组干部、党员会议，分别做了主要肇事者的工作。7月18日县公安局决定对5名主要责任人进行治安处罚，由河洲镇派出所教导员雷某发传票传讯，雷某一下车，就遭到了300名群众的围攻，传票被撕毁。县又三次派工作队进村调查，并于8月11日，召开公、检、法、司四长会议，决定对砸车、呜锣、打人的5名为首人员进行治安拘留（其中1人是减负政策宣传组织者）。8月21日凌晨2点，在河洲镇计生办副主任富某的引导下，县公安局100多名公安干警在陶金村、太子塘村将被传讯的人强行带走。雷某在回镇的路上，被太子塘村村民抓走做人质。这时太子塘村又来了近100人，与陶金村村民汇合，近300人冲击镇政府，将镇政府大门两侧
悬挂的5块招牌全部砸烂，打伤了镇企业办主任张某。之后，又分别冲击了镇委书记、镇长、镇人大主任等3人的私人住宅。随着事态扩大，衡阳市和祁东县领导都不得不亲自处理。祁东县委书记到事发处协调，在700多农民强烈要求下，当即表态退回多收的农民教育集资款，成立减轻农民负担调查组和事件实况调查组。
这样，河洲事件得到了解决。可河洲农民通过与政府对抗减轻了负担的事迅速在祁东县各乡镇传播。
1996年9月5日该县步云桥镇油落井村村民曾某、艮洲村曾某、三官村陈某到各自的村串联，并定于本日晚在艮洲自筹资金放电影，宣讲湘发＇1996＇9号文件，组织群众抗缴集资款和到镇政府请愿，镇政府知情后，派出6名镇干部赶赴艮洲村做政治思想工作。当晚9时，落井村村民曾某在放电影时号召村民每户去1人集中到镇政府游行、示威、请愿。大约9时半，部分村民将镇跃进牌工具车掀翻在地，并追赶镇干部，后冲进三官村支书和村主任家，将部分门窗打坏。9月7日，落井村的曾某和三官村陈某、及原鸟堂村党支部书记曾某等人组织600多人，打着旗子、举着“全面落实省委＇1996＇9号文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万众一心抗重税”的标语、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在街上示威后到镇政府请愿，要求与镇书记、镇长对话。此时围观群众有3000多。就在镇书记与代表进行对话时，少数人冲进了镇财政所，砸坏了部分办公室的门窗玻璃。直到下午6时，上访群众才相继离去。9月11日上午，该县的砖塘镇以黄丫桥村为主的100多名群众到乡政府请愿、要求减负，其中有10多人将大门两侧悬挂的镇党委和镇政府牌子砸烂，并闯进镇党委书记、镇长和副书记的家里，要求镇领导讲清楚。9月12日该县蒋家桥镇200多群众游行上访。由于该镇党委书记拒不见群众，少数人动手将镇政府的牌子和部分办公室门窗玻璃打烂，并冲进镇党委书记家里将部分财产打烂并放火烧掉。9月14日该县城连墟乡700多名群众打着标语口号来到乡政府，要求乡政府退款，并与乡干部发生争执，将会议室的茶具和部门办公室的门窗打烂。同日，灵官镇也有数百名群众到镇上游行和冲击镇政府。
据有关部门统计，祁东县这次农民群体冲击乡镇党政的事件，直接参与群众近万名，共有48户、79名乡村干部的人身和住宅遭到围攻和冲击，公私财产损失达到34。4万元。面对农民不可阻拦之势，各级政府最后只得以退款来平息事态。在事发后的半个月内，全县共清退各种不合理负担款2520。7万元，人均退款达31。41元，其中清退教育和公路集资款2166万元，人均26。41元。之后，又从公检法司中抽人成立了6个专案组，关押了41名在这次事件中参与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分子”。
湖南省委工作组认为，导致这起事件的最直接原因主要有：
第一，农民负担过重。祁东县各乡镇大量存在增项收费、加码收费、随意收费、搭车收费、超前收费的情况。表面上看，该县1996年农民承担的统筹提留只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3。93％，人均为52。01元，可在此之外的收费项目多达15个，占上年人均收人的3。1％，两项合计为上年人均纯收入的7。05％。其中，各级干部为了出政绩，不根据实际情况，以教育“双基达标”和公路建设等名义进行大面积集资，搞三年的经费一年收，灵官镇仅修公路集资就人均达50元，引起群众强烈不满足。祁东23个乡镇1996年在县里审批的方案之上加码收费的费用达到345。77元，最多的民兵训练费，全县多收达43。9万元，用于弥补财政缺口。灵官镇自立项目达6个，向农民人均收费14元。而且收费行为十分混乱。大部分乡镇没有填发《农民负担监督卡》，也没有向农民开收据，农业特产税、牲猪防疫税、屠宰税不按政策据实征收，而是按人头或田亩平摊，特别是令人不解的是，有的乡镇人均纯收入不到1200元，却还向农民人均收取6。7元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再就是部门乱摊派。蒋家桥镇仅上面各个部门摊派订阅的报刊就达80多种，共计16万元。邮电部门对外打工人员寄回的汇款不及时兑付，有的农民为取一笔汇款要跑多次。步云桥镇农民曾某取一笔500元的汇款，邮局非要他订36元报刊，否则就不给取钱。河洲镇陶金村要求农民在7月3日至5日的三天内，按人均60元交清教育双基达标集资款，逾期不交的，就加罚15％，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反感。
第二，部分基层干部工作不细，态度生硬，方法简单，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少数乡镇干部在催粮、收款、搞计划生育的工作中，作风粗暴、动不动就抬东西，甚至打骂群众，伤了农民的心。农民对此十分反感，产生严重的对立情绪。如砖塘镇双江村村民刘某，1991年因10元教育附加费未交，乡于部将他铐进乡政府，并关进铁笼子，后设法跑了出来。在这次事件中，他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同志们我来迟了，这几块牌子留给我砸”。于是，一连砸了六块牌子。城连墟乡香花村8组的匡某，因1993年她儿子超生罚款没有钱，乡干部将她的棺材抬走了。在这次事件中，她手持拐棍带头冲砸。
第三，部分乡镇落实减负政策不力，缺乏政治敏锐力，也是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有的乡镇主要负责人在获悉农民有请愿迹象后，不去做工作和采取退款等断然措施，而是找人急忙转移公私财产，自己也躲藏起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