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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晓茵开始慢慢地给孩子讲解与众不同不一定算坏事、耻辱之事。相反，在美国和中国，小孩子如果做与众不同的事，会被认为有个性，将来也许会很有出息。她告诉儿子，他父母是中国人，他是在美国出生的，算美国人，本来就与别人不同。除了学校规定的事应该照办外，别的事情不一定什么都跟大家一致。
宏宇对妈妈的话慢慢领会，渐渐地不太在乎凡事一定要与别人相同了。小学毕业典礼那天，男孩子穿西装系领带。晓茵早早儿给儿子买好放着，惟独没给儿子准备黑皮鞋。这次并非她忘了。因为是在学校体育馆举行毕业典礼，她以为在室内不能穿皮鞋，家长们都被要求自带拖鞋的。可是那天会场大赦毕业生的脚，男女毕业生都脚穿黑皮鞋底气十足地踏在地板上。九个班，只有宏宇一个人穿着平日在教室穿的白帆布胶底鞋。在一片黑皮鞋中，那双白脚如同一年级那绿色泳帽一样醒目。江雪梅首先看到了那双白脚，抱歉地对晓茵说她也不知道是否穿皮鞋，所以做了两手准备。她说让刘浩脱了皮鞋陪宏宇，晓茵制止了她。她见宏宇回头向她招了一下手，露出微笑。她为自己又一次失误而谴责自己没有多跟日本学生的家长交流，但她知道儿子已经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或者可以说儿子把凡事都与别人一样看得不那么重要了。
晚饭与刘浩一家在饭店庆祝两个孩子小学毕业。江雪梅提到今天上台领毕业证书只有宏宇穿白鞋，她逗宏宇是否很难为情。宏宇笑嘻嘻地说：“有什么难为情的，我又没光屁股。没穿皮鞋怎么的？我还喜欢光脚呢！”
江雪梅看着刘浩对晓茵说：“这孩子连带饭都怕跟别人不一样。上次他们去野游我做了三明治，他非让我给他捏饭团子，说是别人都带饭团子。”
晓茵到日本后发现日本男人普遍话少，大学生中男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一般也不如女孩子。她常听日本妇女讲她们的儿子与她们交流很少，即使谈话也极简单。为了避免儿子也变成这种男人，她总是引导儿子向她讲述每天在外面发生的事情。她也要求儿子对他所请求之事陈述理由，所以宏宇从小就养成习惯向妈妈说明一些事情。如果他想跟朋友出去玩或者去看电影什么的，一定先讲清楚去哪里，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钱及他为什么要去。得到妈妈的同意他会很感谢妈妈；如果被妈妈拒绝，而妈妈的解释他又认为有道理的话，他便不再争。可是上初中以后儿子的性格不知不觉地变了，他的话越来越少，以前常出现的活泼开朗的笑脸变得“淡”、“暗”、“严肃”起来。
日本这个社会传统上尊崇沉默寡言的男人，“沉默是金”使很多男人无情无趣，缺少幽默感。尽管高仓健式的男儿仍然备受一些人欣赏，晓茵还是希望儿子能成为像他爸爸那样既开朗乐观又充满幽默感的男子汉。她意识到孩子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她的努力，所以她决定带儿子离开日本。初二下半年她跟宏宇商量他们一起回美国，她相信美国学校的活泼气氛及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注重交流的环境一定会使儿子有个转变。宏宇那时正值反抗期，听了妈妈的话面无表情地说：“你想回去你自己回去吧，我不去。”转身回到自己卧室，把门“砰”的关上，一个晚上也没出来。晓茵虽然心急如焚，但她不想硬来，她理解儿子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
第一部分 在洛杉矶未婚妈妈（4）
宏宇从小到大晓茵只打过他一次。那是上初一的时候。有一天，一个日本妇女带着她的儿子来敲晓茵家的门。这位母亲长得一脸横肉，细细的小眼睛露着凶光。她大声斥责宏宇打了她儿子。被别人找上门来算账这还是第一次。晓茵赶紧叫儿子到门口来问是否属实。宏宇说他是打了那小子，不过那小子该打，说话时还瞪着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害怕地把头偏向一边躲着宏宇的眼光。晓茵忙向这位妇人和她儿子赔不是，并让宏宇向那个孩子道歉。可是宏宇不知哪儿来的一股牛劲，执拗地不肯道歉，气得晓茵等那母子一走就照儿子屁股打了几巴掌。儿子既不求饶也不认错，问他怎么回事更是一字不漏。晓茵便叫刘浩来问原委，刘浩也闭口不言。事隔多日后，宏宇才告诉妈妈那个孩子和另几个孩子合伙欺负刘浩。他们让刘浩拿钱给他们花，不给的话，他们就不跟他玩，抢他的书包，毁坏他的书本文具，周围没有人时还打他。刘浩没办法就回家偷他妈的钱。这样，一直持续了半年。有一次，刘浩偷他妈钱时被他妈发现，打了他一顿。正好宏宇去他家，问他他妈为什么打他，他才把被欺负的事告诉宏宇，宏宇一气之下把为首的那个孩子给打了。以后他们再也没敢欺负刘浩。
晓茵知道自己打错了儿子，但是她还是严厉嘱咐儿子不管怎样也不许动手打人，有事告诉老师或者回家来商量对策。儿子答应不再打人，但说告诉老师没用，老师管不了，欺负人的人反而变本加厉。
晓茵看电视新闻也常有报道，某某学校的初中生或高中生被同学欺负无奈自杀或被欺负致残等。她本来从不参加PTA（家长协会）的会议，那以后拉着雪梅参加PTA的各种活动，慢慢了解到很多学生之间的“欺负”问题，像刘浩遇到的那种情况在学生中常有发生。
她原以为孩子长大自己可以松口气，哪料到长大以后有长大了的忧虑。她惟恐儿子再跟人打架。儿子个头大，万一把别的孩子打坏了怎么办？她又怕儿子得罪人而被一群一伙的孩子打。孩子稍晚回来一会儿，她就坐立不安。初中二年到高中一年是她最战战兢兢的三年，也是宏宇反抗期严重的时期。他对妈妈的话似听非听，外面的事也不愿意对妈妈讲，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知在做些什么，问他话总是回答得很简单，“没什么、有、没有、是、不是、一般、行”之类。不知多少次，晓茵无助地在自己卧室落泪。
高中一年的暑假，母子俩计划去澳大利亚旅行，妈妈建议在澳洲玩十天，再到新西兰呆几天，她的一个朋友在惠灵顿，曾邀请她多次。既然到了澳洲，就顺便去看看老朋友。那年正好姥姥探亲在舅舅家，他们不必回国，旅行结束后便可直接飞洛杉矶。宏宇订票时没说什么，等他们转了几个城市，结束了澳大利亚最后一站的旅行，从黄金海岸回悉尼时，宏宇对妈妈说：“明天你自己去惠灵顿吧，我去舅舅那儿，我已经把机票改了。”
晓茵一愣，“你，你改票了？什么时候改的？”
“前两天打的电话。”
“你改到哪天了？”
“我的飞机比妈妈的晚一个小时。”
晓茵怔怔地望着儿子一时说不出话来，眼泪无法抑制地顺着她的脸往下淌。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冲儿子发火了。
“你不愿意去惠灵顿为什么不早说呢？你改票为什么不问问妈妈？你怎么可以撇下妈妈自己走呢？难道你就这么讨厌妈妈吗？你知道妈妈以前来过这儿，这次是为了你才来的，你不愿意跟妈妈一起旅行妈妈是不会勉强你的，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妈妈？”
“我又没让你为我来。”宏宇小声顶了一句便再也没说话。
晓茵再生气也不能让宏宇一个人飞洛杉矶，她往机场打电话请求改乘宏宇那趟班机，回话是只能看当天有没有座位。晓茵整晚坐在沙发上未睡，宏宇躺在床上见妈妈不停地擦泪，装睡不做声。
第二天早上，妈妈陪宏宇在餐厅吃早饭，宏宇见妈妈只喝咖啡，便拿一个面包切开抹上奶油送到妈妈手里，妈妈接下放到盘子上没吃。宏宇想说什么，见妈妈绷着脸，没敢说话，时而偷看妈妈一眼，一副做错事担心受罚的小心翼翼。到了机场，晓茵总算跟宏宇上了同一架飞机。因为她是最后一个登机，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她路过宏宇的座位时，宏宇站起来叫了声“妈”，妈妈没搭理他。一路上，宏宇回头张望了几次，妈妈也不看他。
到了舅舅家，舅舅问他们为什么提前到了，晓茵说宏宇想大家了，就提前回来了。母子俩在人前没露出任何矛盾，可是母子俩单独在一起时谁也不说话。一个月的时间，晓茵基本上陪母亲，给大家做饭。宏宇早上送报纸，每周下午去做三次义工。有一天，宏宇送报回来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姥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