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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美国（下）神话的建构和幻灭二神话的幻灭（2）
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民众在自我认同和社会定位上的歧异和模糊之处。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产阶级是包含一部分熟练技术工人的。如民意调查中心所调查的销售人员中有二分之一的人将自己标定为工人阶级。同上引书，第304页。而这种职业现在一般都被归于新中产阶级。所以有学者提出以职业为主要标准来划分并宣布中产阶级人数的扩张实质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化，而且，中产阶级扩大“也回避了生产关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将更多的小业主、农场主等小资产阶级和大量的无产阶级中的‘高收入者’统统塞入这个范畴之中，形成了一个扩大的外延。”陈恕祥，同前引书，第214页。
这样说的依据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划分标准没有一致性，它们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划分体系，所以将以职业为主要标准划分中产阶级，并得出中产阶级在扩大，工人阶级在减少是不科学的。有学者认为：“把中产阶级界定为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相并列的实体性阶级，既不符合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在理论上也不能自圆其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劳动方式、收入和职业都不能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因为劳动方式不能判断一个阶级是否处于被剥削地位，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处在被剥削的社会地位上。无论脑力还是体力劳动都是资本的雇佣劳动，都应该属于无产阶级。随科技进步，大量管理职业的出现，只能证明工人阶级脱离了传统无产阶级的蓝领地位。当今西方社会的现实是无产阶级不仅没有消失而是在知识化、白领化。无产阶级的队伍正在扩大，力量不断加强。”赵汇：《当代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论”剖析》，北京：《社会科学研究》2003第3期，第7～10页。所以，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化实质是对美国社会的美化。
职业虽然是阶级认同的重要因子，收入、教育程度、同侪交往等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但社会学家也坦言，即使将这些变量进行综合考虑，也仍有许多社会认同的变化原因说不清。主观阶级认同、阶级意识是阶级构成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只有清晰地认识阶级归属，才能形成一个紧密的阶级实体，才能促进本阶级的共同利益。所以，要论证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仍有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有待完成。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美国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本身也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地位群体，它同样也存在着内部悬殊。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和韦伯对阶级下的定义大致相同，指的是依照人们经济状况进行的分类组合。丹尼斯·吉尔伯特和约瑟夫·A卡尔研究美国社会分层的变量共有九个：职业、收入、财产、声望、交往、社会化、权力、阶级意识和流动。社会分层研究中不可避免涉及的概念是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是指那些可使得人们满足必要且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需要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需要的事物，例如财富、收入、权力、声望、教育机会等。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不平等分配。我们来看看美国中产阶级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自20世纪70年代起的一些变化。
注重数据的经济学家帕克给我们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起日渐贫富悬殊的美国现实，他认为“中产阶级”这个术语不是一个含混同质的概念，它涵盖了两个群体：上层中产阶级、下层中产阶级。这种分层的标志是职业：上中层阶级是有高学历的主管人员和管理人员，即所谓的新阶层，下中层阶级是蓝领工人和普通的白领职员。他们中“有的几乎富贵逼人，有的却和贫困只有一步之遥”。Parker；Richard，opcit；1972；Introduction；xviii中产阶级的内部异质性可从财富、收入等变量中反映出来。
收入是反映人们地位差异的重要指标之一。19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下限是年收入略低于4000美元——这是联邦政府为城市四口之家所定的贫困线，而上限则很难定位。帕克假定：穷人占据了人口最底层的1/15。政府估计人口中最多13％是穷人。富人占据了人口的1/10。余下的则是中产阶级。1968年，上等中产阶级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46％，下等中产阶级的收入占22％。如果将富人和穷人的数字放在一起看，情势更触目惊心：1968年，占国家人口1/10的富人占有国家总收入的27％，而人口1/5的穷人则占5％。即1968年美国最富的1/10的人的收入超过占全国人口1/2中下层人们的全部收入。体面的生活要基本的支出，这些支出占据了固定收入中很大一部分。对于一个城市中的四口之家而言，劳动统计局认为年收入为10700美元能过上中等的生活。这种中等生活的预算远远超过美国政府的贫困界限，但仍无法和富裕家庭比。现实就是一半美国家庭仍生活在统计局划定的“中等”生活水平线之下。通过这些数据，帕克向我们展示了1970年代“收入平等”的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收入不平等的趋势是不断上升的，1993年标志着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447。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对1992～1993年总收入在社会各阶层分配的调查，我们看到，社会财富正在向占社会人口少数的高层流去，中产阶级的地位在下降，收入水平也正在向下层阶级靠拢。陈恕祥，同前引书，第225页。
收入不平等只是对美国中产阶级神话质疑的一部分。研究人们的经济地位还要关注财产问题。1969年，人口中的1/5没有任何流动资金作长远投资之用。几乎1/2的人存款少于500美元，顶多1/3的人才有2000美元以上的存款。如果一个家庭中父亲突然失业，或一个家庭成员受伤需要长期照顾，或一个孩子考取了名牌大学，那么全家的存款可能会顷刻告罄。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新的消费方式引发出的社会问题。“受自从发明枪炮以来最杰出的两个发明——广告和分期付款——的激励和煽动，销售活动已经变成了当代美国最引人注目的活动。销售反对节俭，重视挥霍，提倡浪费……这条金黄色的链子就是分期付款方式。通过将他的未来抵押出去，工人们可以购买房子、小汽车、电器及其他日用品。通过这些商品，他便获得了以前只有上流社会才能享受的生活条件。”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79～280页。要置办现代文明的必需品——房、车、家用电器、医疗保健的必要方法之一是贷款。贷款涉及家庭是否有能力承担债务。1962年，收入在1万～15万美元的家庭中有55％贷款超过5000美元，然而，2/3的年收入在3000～5000美元的家庭的流动资金不超过500美元，更无需考虑只有上层中产阶级能承担的贷款了。所以从收入和财产两方面的差异来看，经济不平等是70年代美国社会的显著特征。
第六部分：美国（下）神话的建构和幻灭二神话的幻灭（3）
财富和收入的不公平趋势一直在持续。很少有美国社会学家将富人和中产阶级区分开来，国家政策也只有最低工资限制，却没有最高收入限制。自50年代中期，富人所占社会财富的比例在不断增长。1960年代政府统计数字表明：占人口上层中2％的富人的总财产比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这种现象在70年代的美国也同样如此，财富在向上层富人集中。
富人阶层比其他阶层享受了更多富裕社会的利益。真正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在生活品味上有很大的不同。由于金钱、权利、荣誉，他们过着大部分人们不能想象的生活。对于富人而言，金钱不是生活的基础，而是娱乐的工具。他们的收入之高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比政府救济穷人的计划基金要高出数倍。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新崛起者，而是亿万富人的后人。对富人仔细的调查可以给“财富体现了美国自由企业活动”这一观念狠狠一击，而且他们的企业大多有政府的保护性垄断。根据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伍尔夫的统计；“1983～1989年，美国增加的财富，足足有99％集中在最富裕的20％家庭，最有钱的1％的家庭，更掌握了62％全国增加的财富。”理查德·隆沃思，同前引书，第219页。从以上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极端贫困和极端富裕一直是美国的并存现象。
19世纪初，社会学家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的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