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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甚至更强烈地相信，这是投资股票惟一明智的方法。你应当以与分析整个公司的经济价值相同的方式分析一支股票的经济价值。一支股票，不管是一家钢铁厂的还是高科技公司的， 它的价值相当于将风险和其他基本因素如资产负债表中的隐性财产计算在内的这家公司现在预期收益的价值。从长期来看，一支股票的价格反映着这种经济价值，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价格可能大大偏离其经济价值。投资者为了追求可预测的结果，常常看不到这种周期性的现实。最近，很多人在2000年和2001年信息公司和电信公司纷纷倒闭时期，遭遇巨大损失，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追随潮流，而不是根据对价值的评估。一个独立但与此相关的观点是，最大的机会通常在于逆流而上。
作为思考市场的一种方法，格雷厄姆…道得的方法和我的哈佛怀疑主义也是一致的。观察市场、努力找到其价格没有反映流行看法的股票的想法吸引着我。一个得到广泛确认的学术理论认为，市场是有效率的，这意味着股票的价格充分体现着关于这支股票的已知的信息和判断。这种效率市场理论（Efficient Market Theory）的推论是，任何人也无法总是竞争过市场。但我在华尔街的岁月里所看到的所有事情——以及许多更为流行的金融理论思考——说明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根据定义，大多数投资者甚至是最专业的人士也不会竞争过市场。但通过对更深入的分析、判断和更广泛的规范的综合评估，有些人是能够竞争过市场的。
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做股票投资比从事法律职业有趣得多，所以我把自己的简历寄给了几家投资公司。但我没有收到一家公司的答复，哪怕只是一个便条。在当时，法律专业的学位在金融界并没有多大用途。华尔街的大交易商是依靠自己在大城市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精明和机智发家的，而投资银行家则大多数具有社会背景或商学院背景。在当时，离开法律公司改行做投资银行生意是一个奇怪的选择。尽管这在收入上是上了一个台阶——在我最终找到一份工作时，我的年薪在13000美元…14400美元——但有些人告诉我，说我在社会地位上却是下降了。
在我给华尔街的大公司的求职信石沉大海后一个月左右，我父亲来纽约，我和他及他认识的一位证券经纪人一起吃午饭。这位经纪人提起他有一位朋友在高盛公司工作，正想物色一位年轻助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L．杰伊·腾纳鲍姆，高盛公司套利部的负责人。所以我前去找L．杰伊。因为我想了解更多的关于对公司进行投资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希望到高盛公司的研究部或财务部工作。他非常大度地先后让我到这两个部门去。但后来我了解到，他让这两个部门面试我的人打消我在这两个部门工作的念头，因为他想让我在套利部工作。
通过我父亲另外的一位朋友，我收到了第二份推荐，拉扎德兄弟公司答应让我到它的套利部工作。所以，纯粹是出于巧合，两家公司都让我做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业务。我对自己是否适合干套利有些拿不准。我的理解是，套利商人就像是证券分析员，需要不停地打电话和去一些公司见业务经理，谈交易问题。我不敢肯定我能够如此泼辣。但这是仅有的答应给我工作的公司，而且我也想尝试一下新事物。我选择了高盛公司，主要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套利界最有名的公司——高盛公司著名的合伙人古斯·利维创立了这个部门——而且也因为它提供的薪水稍高一些。
干套利这一行，你可能最终会弄明白一个星期前你还一无所知的事，例如，利比亚的动荡，如果动荡影响到交易所涉及的一家大石油公司，交易就受到了影响。我们分析的一笔交易是一个被称为罗恩精选信托公司的控股公司的破产问题。你在买了这支股票时，如果债务清偿交易完成，你应当能够获得5、6种证券。你拿到了现金、在一家美国采矿公司的持股证明、博茨瓦纳一家采矿公司的普通股票以及利息为6％的赞比亚债券。我们不仅要计算这项破产交易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而且还要计算所有这些证券将要附加的价值以及如何尽可能在最大的范围内进行套利保值。当我们第一次听说这笔破产交易时，我们甚至不知道赞比亚在哪里——因为直到一两年前人们还用它殖民地时期的名字称呼这个国家——北罗得西亚。所以，坐在交易台上的一个家伙打电话给领事馆问：“你们在哪里？”
对方回答：“在57街和麦迪逊大街交界处。”
而我们的那位交易商说：“不，我是问你的国家在哪里？”
教我从事套利业务的L．杰伊·腾纳鲍姆不打算在高盛公司永远干下去。当时他正在为自己最终的退休做准备，尽管当他雇佣我时，他只有44岁。而他的副手鲍勃·伦兹纳在我进公司后不久离开了公司，去从事著名的金融新闻业。所以，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归我来干。如果L．杰伊想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他本来可以不给我露脸的机会。但是，L．杰伊留心观察我的兴趣，并在1976年他退休前和他的合伙人利用一切机会提拔我。L．杰伊帮助他看中的年轻人在公司内发展，并非常以此感到自豪。后来，当我有机会帮助在高盛以及华盛顿和我一起工作的有才华的年轻人时，我确实也深有同感。
L．杰伊是在给古斯·利维做勤杂工时学习套利业务的，我进入公司时，古斯·利维几乎是一个神秘人物。古斯在新奥尔良长大，在他母亲无力继续为他付学费时不得不从杜兰大学退学以维持家里的生计。大危机期间，他靠个人拼搏，从华尔街的一名邮件投递员，发展到在高盛公司的债券部工作。从这些卑微的位置上，他最终成为西德内·温伯格的当然继承人，温伯格是30年代以来引领高盛公司的传奇人物。古斯依靠自己的才能也成了一名传奇人物——高盛公司的资深合伙人，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共和党的一位主要资金募集者，纽约许多民间机构中的台柱子。他的一系列成就所没有充分说明的是，从60年代中期到1976年他去世时，古斯几乎无可争议地是华尔街独一无二的最重要人物。
50年代，古斯是风险套利和公司客户团体交易的投资者。在那之前，一个想抛售50000股可口可乐公司股票——根据今天的标准是小生意——的公司投资者会在公开市场上零星出售，给股价造成下跌的压力。古斯的创新改革是，高盛公司整批买进股票，或许花费1000万或2000万美元，客户承诺购买其中一部分，其余的计入存货，以后再重新出售。公司由于在一定时间内在其账户上实际拥有了其中的部分股票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每股的利润可能会更低，但高盛公司的交易量和市场份额会大幅度增加。
L．杰伊和古斯都是脾气很大的人，这在当时的交易厅内是非常正常的，那时候人们所熟悉的华尔街上的公司大都是私人拥有的，一家大公司最多有数百名雇员，几乎没有股票交易商有大学文凭。这种经营环境是高度企业化的而且常常是根据感觉行事。对于古斯来说，管理每天就是通过叫喊来进行的。公司里传说，10年前每天下班时他一般都会在他的办公室内把所有人开除了——但第二天早上，这些人又会回来上班。
第一部第17节
我认识古斯的时候，他的脾气已经变得温和了一些，但他还是会给别人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可以推拉的窗户，通过这个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位于宽街20号的高盛公司的老办公楼的交易大厅。如果他发现所罗门兄弟公司那天做的团体股票交易量比我们公司大，他就会猛地推开窗户，吼叫着发出命令或破口大骂。然后窗户又会猛地关上。我有一次向古斯解释一件事，我才刚说：“我猜想……”，他就厉声喝到：“不要‘猜想’任何事情！”“要‘发现’！”或者他会突然打断你的话：“马上干，再晚就来不及了！”当然，任何人都可能做出这种评论。但古斯如此说，而且态度极其强烈，这种告诫融入了我的灵魂，直到今天我还引用这些话。另一次，我刚到高盛公司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