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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在高盛公司对前来申请工作的人面试时，我仍然强调这一观点。当我问应聘者他们为什么希望到我们公司工作时，较为诚实的人会承认，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挣钱。我谨慎地提醒他们，他们将会发现挣了大钱可能会让他们在某些方面感到满足，但不会满足驱使他们把挣钱作为第一位想法的理由。他们几乎都没有留意我的话。但几年后，他们有些人在挣了很多钱后找到我抱怨说，他们对生活感到厌倦和不满。
在高盛公司、白宫、财政部以及现在的花旗集团等我所工作过的所有地方，我都看见人们似乎通过某种地位或成就来找寻满足。多少年以前我试图对乔治·莱法柯说的话，在我看来常常仍然是对的。人们找到自我实现的惟一地方是在他们的内心。而那里往往是他们寻找的最后一个地方。
那次与乔治的争辩是我们之间长达一年的交流的开始。我们不知在纽黑文的街道上度过了多少小时，谈论法律、哲学和生命。乔治的哲学观比当时那个年龄的我要深刻，而且他喜欢表现出愤世嫉俗和咄咄逼人。还有一个人有时参与我们的对话，他叫利昂·布里坦，是剑桥大学的研究生，当时在耶鲁做留学生。后来他回国后成为一名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我们三人一次在纽黑文散步走了很远，乔治坚持说读小说是浪费时间，因为能够获得的东西可以从写实文学中更有效地获得。利昂则回答说小说通常能够比写实文学更好地把握现实。他们激烈争辩起来，尽管我的观点与利昂更接近，但我努力要维持我们三人之间的平和气氛。
乔治同情一种被称为法律现实主义的法律分析方法，当时这种方法对耶鲁的校风影响很大。法律现实主义认为，成文法或先前判例措辞并不能决定判决结果，因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它们。法官的判决是政策观、信仰、偏见和所有各种主观影响的产物——一个著名的归纳是，判决是由那天早上法官所吃的早点决定的。根据这个方法，你会对成文法、案情和司法判决进行思考。当你问成文法的措辞是否决定了法官的判决时，答案几乎肯定是不。成文法的措辞可能适合两个或更多不同的结论。法律现实主义就是挑战确定性和重新审视猜想的另一种途径，耶鲁的气氛推动着我的智力沿着这些方向进一步发展。
在耶鲁，我结交了一帮长期的朋友，他们也喜欢漫长地讨论世界上的问题。例如，利昂·布里坦比我认识的其他人对越战的初期阶段有更微妙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将会挺身而出对抗共产主义，但他担心美国的卷入会给国内造成决定性影响，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而且美国卷入的消极作用有可能超过积极作用。这是相当敏锐的分析，尤其是在1962年时。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快结束时，碰到了卫斯里学院的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叫朱迪·奥克森伯格，她和我在哈佛曾约会过的一个女孩一起路过伦敦。她们要去法国过暑假。当我到她们住的旅馆带她的朋友出去吃晚饭时，朱迪出来开门，我当时想，天哪，她这么美！第二天晚上，我和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朋友一起与她约定好，我们四人一起出发了。
我在法学院刚上二年级不久，朱迪来到耶鲁上研究生，攻读法语，我请她一起吃晚饭。朱迪真正热衷的是表演艺术，除学习法语外，她还在耶鲁音乐学院选修了古典声乐课程。我断定在耶鲁研究生院的环境中要抓牢这样一位才貌俱佳的女生是不可能的，当时耶鲁的女生很少。所以我决定让朱迪和我的朋友来往，我真诚地想，在理论上他们会给我回报，介绍更多的女生给我认识。
幸运的是，这项计划根本就没有实施。我们最终单独约会了。朱迪和我有不同的兴趣；她沉浸于剧院、音乐和文学，而在这些方面，我是个有些粗俗的人。但我们俩在某些更重要的方面有共同点——对于我们周围的任何事情都有一种好奇心，从我们认识的人到世界大事到其他人读过的书。我们也都趋向于对人们有相同的反应，都有一种有些不太尊重别人的幽默感。人们的兴趣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展。在那些年，朱迪对政治产生了好感，并且给纽约市长戴维·丁金斯当了四年的礼宾局长，还很受信任。与此同时，我也经常光顾剧院。而且我们还有其他的共同之处：尽管我们两人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但我们都是相当不愿意出头露面人，没有在社会交往方面投入大量时间。
11月份，朱迪和我订了婚。第二年3月，感恩节假期结束时，我们在耶鲁的布兰福德教堂结了婚。有14人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其中包括我们双方的父母。我们只度了一天的蜜月——从我在法学院的同学斯蒂夫·尤民那里借了部车。斯蒂夫对音乐和戏剧的兴趣可与朱迪相比，他成了我们毕生的朋友。第二天我就回到图书馆，准备复习考试。
第一部第16节
我上法学院并不是真的想以后做法律工作，而是觉得无论我干什么，上法学院都是很好的训练，而且可以使我有非常宽的选择面。在我头脑里，没有考虑任何具体的职业，但我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想以后做金融和办企业。我这一想法背后的想法是，我或许最后会回到迈阿密，从事房地产生意，也许在某种程度是想利用我爸爸的经验。但我觉得我应该先去律师事务所，了解一下这一行的工作。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到纽约去工作了，朱迪和我从未真正考虑过转到其他地方。
我到了几家公司去面试，最后决定去佳力律师事务所，因为这家公司的环境更舒适，而且虽然比大多数大公司规模小一些，但却拥有很好的业绩。我想工作时间可能会短一些，而且佳力在薪水上也很有名，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更高的奖金——那年是7200美元——这是当时大法律公司的统一标准，尽管有反托拉斯法的限制。
即使在当时，这些钱也不够我们生活用。朱迪和我不得不让我父母帮助付房租，我们的女房东把我们租的房子称为“花园公寓”，实际上是布鲁克林高地的一间地下室。但生活在市里很适合我们。我们花大量时间到处逛，下饭馆、看戏。朱迪爱好音乐。对我来说，佳力的工作非常称心。我喜欢那里的人和环境，那里有相当的学校气息，而且与同类公司相比，也随便些。在这样的公司工作在社会上也很有面子；我喜欢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组织的一部分——一种与我有时存在的反文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和平共存的偏好。
我在佳力公司担任了两年助理，从事大宗诉讼调研、房地产问题税务分析以及一些法人事务的背景分析工作。我认识到这种法律事务尽管非常吸引人，但不适合我。而且，不管现实与否，我分析我找合伙人的成功可能性不大。我还想做一些更为企业化的、而且有挣大钱的可能性的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很惊奇自己没有更多地卷入当时更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中去。在法学院，我曾忙着参加无休止的关于越南、民权和贫困问题的讨论。但再过几年我才会积极地卷入社会政治中去。
在我做海顿斯通公司（位于华尔街的一家投资公司，现已不存在）的业务时，我的职业灵感出现了。海顿斯通是帮助考斯玛特公司扩大名气的主要担保者。公司开会的时候，投资银行家们都是些正在盘算如何做大买卖的人物。当时我想，“等我40岁时，我想干这些家伙们正在干的事，而不是我们现在正在干的事。”
我也开始更多地留意股票市场，以一种有限的方式应用我父亲高度分析性的投资方法。这是以本杰明·格雷厄姆在《证券分析》中阐述的方法为基础的投资方法。《证券分析》是格雷厄姆与戴维·道得于1934年合写的一部关于投资的经典著作。可能是因他的门徒沃伦·巴菲特的原因，格雷厄姆后来变得广为人知。
格雷厄姆和道得认为，在短期，股票市场是一个“投票机器”，反映着情绪和时尚而不是理性。但从长期来说，股市则是一个“衡量机器”，根据收入前景、财产、风险和其他基本因素评估证券价值。他们认为，你应当只做长期投资，而后只有在价格低于根据这些因素估计的价值时才进行投资。我父亲就是这样分析证券，并且根据长期持有股票的预期进行投资。如果他仅仅在几年之内就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