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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韩少功王尧对话录》后记
这本对话录的工作始于2002年11月。韩少功和方方应邀到苏州大学参加由我和林建法主持的“小说家讲坛”活动，他的演讲一结束，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对话”，此后，便是围绕着“对话”不停地往来邮件。
和韩少功对话并不是我原先的计划。“小说家讲坛”有个“制度”性的安排，我或者别人需要与演讲的作家做一次对话，对话录陆续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在对话的过程中，我和建法都感觉到对话有必要扩大和深化，于是就有了《“新人文”对话录》丛书的设想。这件事给我带来两个困扰：一是究竟给哪家出版社出版？在丛书筹划过程中，不少出版社的朋友闻讯相约，其中包括苏州大学出版社。我颇犹豫，因为我没有在母校出版著作的计划，这样的想法主要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出版社的领导高敏社长和陈长荣副总编非常诚恳，特别是长荣兄多年来一直有策划大型文化类丛书的抱负，又有专业方面的经验，我感到盛情难却。而且这几年我也目睹了苏州大学出版社成长的经历，觉得有为出版社做事的责任。于是，我改变了原先的想法。这就是许多朋友想问的我们为什么在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的原因。第二个困扰是，对话的人选问题。其实两个对话者都很难选。我和建法反复推敲、斟酌，不断征求意见，最后有了个大致的人选范围。具体到韩少功，究竟由谁和他来对话，颇费思量。我一直认为我不是个理想的人选，所以从开始就把自己排除在外。可是，建法固执地坚持：你本来就要和少功做次对话，索性做到底。
这件事成了我这一年中最难办的事。在原先的计划中，已经安排了我和莫言、李锐对话，这已经是很大的工作量。特别困难的是，我尽管对韩少功的创作和思想有所了解，但没有深入的研究，何况少功的思想几乎是博大精深。我虽然号称学者教授，但一直觉得少功的学问足以使我辈汗颜。也许，有一点是相同的，我和少功都主张知识分子应该介入当代生活，而且都重视理论解释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主张认真思考“中国问题”这一点上，我们的立场和思路并无二致。因此，这一对话也就知难而进了。少功的思想、方法和路径在这本对话录中有非常充分的发挥，可以说，九十年代以来他对“中国问题”的精彩思考都散见在这本书中。我想，他的这些谈话是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贡献。我为自己能够参与这一工作，并在对话中巩固、改变和提升自己的一些想法感到兴奋。
我不能不抱歉的是，韩少功在苏州的日程安排得太紧了，除了对话还是对话对话，只是在往上海的途中顺便去了一下周庄。我甚至没有能陪他到哪儿喝喝茶，苏州是个喝茶的地方。在他回去以后，我才有了不安感。我们完全沉入了对话的场景之中。唯一放松的是，我们俩放肆地抽烟。一个多星期后，我太太和女儿对我说：你身上全是烟味。我想，少功回海南后，他太太一定也会有相同的感觉。
王尧 2003年7月
注释：
①选自《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批评的操练》第四辑反省历史塑造自己的过程（一）
王尧：好像是李皖说过这句话，没想到这么早就回忆了。我也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当我面对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学生时，我常常会想起自己的经历，这个经历其实是很平淡的，并没有什么大的起落和传奇故事，而且我一直觉得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在大的历史叙事中似乎没有自己独立的故事。但是，即使像我这样的经历对年轻一辈来说都有些不可思议。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时有些回忆，包括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也有这样的情况。我想了想，这或许有怀旧的成分，但在理性上，我觉得回忆其实是反省历史塑造自己的过程。
李锐：实际上我觉得这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思想和经历，没有什么太多的划分，就是说，其实我和绝大多数的人、千千万万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经历了那个从完全的相信、彻底的服从，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那样一种震动、那样一种反复，到最后开始自己想问题。其实就这么简单，不再相信别人给我的真理。
王尧：不过我觉得今天有许多人在回顾那段历史时，不是非常诚实，我觉得好像很虚伪。也许一些人是例外，但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过来的，现在却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历史在记忆之中，对记忆的有意修改，其实也是修改历史。
李锐：对对，很多人都变成“哎呀，我是被迫害的”。
王尧：都在说自己也有苦难啊。
李锐：不是那样的，实际上不是那样的。“文化大革命”的那个历史是所有的人共同造成的历史，真的，你不能只讲谁谁谁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才经受了这样的一场浩劫，实际上这是一个所有人共同造成的历史。
王尧：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来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基础。
李锐：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包括现在有些人忽然又站出来说：哎呀，你们这些知识青年作家不忏悔，什么什么的。要求别人来忏悔的这些人，非常怪异，譬如一个过去做意识形态工作的高级干部，她突然站出来要让当年十六七岁孩子来忏悔，她认为她写了那本书就忏悔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真会沽名钓誉啊，真是啊，那个对历史的、对自己良心的态度真简单啊，就讲了一点那样一些简单的事实，讲了一点，我认为仅仅是一部分，那就认为她自己已经都忏悔了，被好多人捧着，哎呀，这是一本大书，这是一本会留在历史上的书。里面有什么？
王尧：有些老一辈这样讲话时，包含了一种“革命导师”心态，那一批人非常喜欢当青年人的导师。当年就是这样。一些人说红卫兵是喝“狼奶”长大的，其实有不少人做过“狼”，做过“狼外婆”。
李锐：在当下的语境中，你提出来说让几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来忏悔，这公平吗？你这是对历史的态度？你这样的态度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吗？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正在被制造成一个最大的谎话，提起“文化大革命”只有所谓的“四人帮”和红卫兵是可以批判的，是有罪的，是十恶不赦的，其他的都不可以批判。当初以国家行为的方式搞了十年的政治运动，现在又制造出一套官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