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Ｋ摹断执∷导记沙跆健酚氡贝骱咏蚕执捎泄亍！ �
3。关于“现代派”通信
口述者：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我记得好像是最早是我和刘心武商量，说这个咱们得支持一下高行健，找冯骥才，我们仨是不是搞一个通信，支持一下。冯骥才先写的，然后好像是我写，最后是刘心武写的，就是这个顺序。我写这封信，思想上有一个小变化，到现在我坚持的是，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中国要创作一种现代小说，但是不能搞西方现代派，这么做的一个主要想法不是一个理论上的认识，而是不能模仿，不能跟着别人走。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冯骥才是全面肯定，更出乎意料的是，刘心武出来说一些反面的话⑤。我心想，平常不是这么说的啊，底下聊天都不是这样，后来想也许是这样留点差别，三个人的信发了不久，就听到很多批评。我们就不服。刘心武和胡乔木的儿子比较熟，我就跟刘说肯定咱们没错，说跟胡乔木说说去啊。有一天晚上，我和刘把我们的观点一说，高行健的书怎么重要，我还是那个观点，焦点是形式啊，因此我们可以从现代派的很多技巧里吸取东西，但我们不是搞现代派小说。心武做了些批评，但还是说现代派是可以借鉴的。胡乔木就是静静地听，不太插话，几句话印象比较深：“现代派的东西并不是新东西，我们年轻的时候也都迷过，也都读过。我读过《尤利西斯》。”从他嘴里说《尤利西斯》，有意思。我当时只知道尤利西斯这个名字，并没看到过小说。胡并没有直接批评我们俩，所以我们俩回来还特别兴奋，说胡乔木有点支持我们。过了几天，越来越不对，说我们的“现代派”是个大错误，说要开会，传出来说我们必须做检讨。高行健顿时就没影了，说是有肺病就跑了，到南方转了一年才回来。他的《灵山》啊，就是在外面转了一年，采集的素材。我和刘开完这个会。我是不记得这个会是怎么开的了，反正我是没检讨，还坚持了几句，那时也容不得你多说了。
4。关于阿城《棋王》
口述者一：蔡翔，批评家、学者，曾任《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口述时间：2003年8月。
“寻根文学”是这样，先有了阿城的《棋王》，编辑肖元敏现在是《收获》的副主编。好像是在1984年上半年到北京组稿，李陀推荐的，李陀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说北京有个阿城最近在写，非常好，是很难归类的小说。80年代对作品的评价最高的就是“很难归类”，不管作品，评论，发出来，大家说不好归类，可能就会是影响最大的。强调文章的独特性，个人化。当时好多小说都是很难归类，后来才发展成理论上创作上一个潮流。然后到阿城那里拿稿子，印象很深的是，李子云老师很兴奋，说非常好。我们看了都觉得非常好。发表在1984年第8期上。编辑部也讨论过，当时知青小说也很多了，可你说它是伤痕，它也是，新的创作特征出现了，对文化的问题的关注。
口述者二：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当时汪曾祺和何立伟的小说使我进一步考虑我们的本土资源，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到底有什么资源可以用到我们小说里头。这时，发生一件事。1983年冬天⑥，几个朋友在我们家吃涮羊肉，那时和阿城已经很熟了，我是电影美学小组的，我和他爸爸特别熟。他爸爸、妈妈特别关照说，我们这儿子特别喜欢写东西，后来就和他熟了。开头他给了我几篇他写的东西看，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不是《遍地风流》，但已经是《遍地风流》那种写法了。当时我还犯了一个错误，事后想起来的。当时说：“阿城，你这东西写得挺好的，可这句子老别扭，你看你好多句子没主语。”这是他的特点。他最早给我看东西的时候，大概是1982年，我说你句子怎么都没主语，老别扭。偶尔的没有主语，来调节句子结构变化是可以的，连着的没有主语，这句子就别扭。事后想起来，是我错了。我习惯了主谓宾，后来他发了《遍地风流》的时候，我才明白他是有意识这么做的。当时给我看的时候，我是有点不同意他的，还和他商榷。谁都不知道他写小说，只知道他画画，只有我看过他几篇东西，知道他想写小说。1983年冬天在我们家吃羊肉，是暖忻张罗的，有陈建功、郑万隆、何志云，当时阿城讲故事已经很有名了。大家说，给讲故事吧。我在《1985》里写得挺生动的，阿城不理我们，闷头吃涮羊肉，他的吃相特别狼狈，说吃完再说。吃完了，他把烟斗点燃了，讲《棋王》的故事。刚讲完，我就说这是很好的小说，而且是个中篇小说。建功和万隆也说这肯定是个好小说，你写吧。他戴眼镜，当时灯也没那么亮，眼镜闪着光，用特别怀疑的眼睛看着我说，这能弄成一篇小说吗？我们说保证成，都鼓励他写。然后我就到西安给滕文骥写剧本，我走之前就和他们说，阿城你小说写完一定要让我看。那时候我就像大哥似的，我比他们大几岁。后来我给他们打电话，具体记不清了。问建功和万隆，说已经给《上海文学》了，我说你急什么呢？我和肖元敏说有这么个小说，但不是说马上给，我说经过我看了再给，我是告诉肖了，当时大伙儿来往特别多。等我回来了，我说既然给了，这个小说给我看一看，这时小说的清样已经出来了，一看结尾和阿城讲的不一样。我说你太可惜了，阿城讲，“我”从陕西回到云南，刚进云南棋院的时候，看王一生一嘴的油，从棋院走出来。“我”就和王一生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下棋不下棋？王一生说，下什么棋啊，这儿天天吃肉，走，我带你吃饭去，吃肉。小说故事这么结束的。我回来一看这结局，比原来差远了，后面一个光明的尾巴，问谁让你改的？他说，《上海文学》说那调太低。我说你赶紧给《上海文学》写信，你一定把那结局还原回来。后来阿城告诉我说，《上海文学》说了，最后这一段就这么多字，你要改的话，就在这段字数里改，按原来讲故事里那结局，那字数多。我说那也没办法，我就说发吧⑦ 。没想到小说一下子会这么红。然后才有84年拉阿城到上海开会的事。杭州会议，是我们把阿城拽来的。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二）
5。1984年杭州会议
口述者一：蔡翔。口述时间：2003年8月。
社会科学界也在讨论文化，对文化问题有些兴趣，这就谈到1984年杭州会议。10月份，浙江搞了一个笔会，我们去了，在那里见到了李杭育，那时他也开始崭露头角，写了《最后一个渔佬儿》，茹志鹃老师很欣赏。最后发表在《北京文学》上。80代编辑部非常好，发现好作品大家都会看。我和他的哥哥李庆西很熟，所以第一次与杭育见面，很亲切。参观的路上和李杭育聊天，杭育提议，《上海文学》能不能出面搞个活动，把青年作家集合起来，让大家有个交流。当时大家想法很多，最好有个交流。周介人老师说主意非常好，应该开个会，回来向李子云老师汇报。当时有很多的新东西出来，韩少功在写，阿城的《棋王》刚出来，到底有怎么样的说法和新的可能。正好11月份我们和周介人老师到杭州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有杭育、庆西、吴亮，在会上又讨论了一下，由《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西湖》杂志联合主办。杭州东道主，受到他们支持，《上海文学》也负责整个会议的筹备，主持了大会工作。当时住在杭州一个军队疗养院，地方不错，价钱也便宜。赶紧打电话给李子云老师。定好时间，各方面的工作都安排好。会应该是在12月开的，几号记不清楚了。周介人老师那里查得到，集子里应该有。会议上请来了北京的有李陀、阿城、陈建功、郑万隆，评论家有黄子平、季红真；湖南的有韩少功，浙江的李杭育、李庆西；上海人多，作家陈村，评论家吴亮、陈思和、南帆、许子东，还有鲁枢元、宋耀良。那时包了两栋将军楼，很简陋的，不过卧室很好，三个人一个房间。随便住，不像现在安排好的，大家都抢着住三人间的，把好的让给其他的人住，当时觉得很感动。我觉得那时是值得留恋的时代。当时的会议也没有很明确的主题，就叫“神仙会”，面向未来的文学。会上讨论得很激烈很热闹。记得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