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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时，也将批评家、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等视野作为要素。我不知道这样的企图能否做到。
2 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十年以后，他在第二版的序言中写道：“自从我写作本书以来，十年间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那以后开始进行的工作已经导致了某些杰出历史著作的出版。我们已经在我们对于记忆过程的发展性和对于口头资料来源的解释的理解上向前迈进了。”保尔•；汤普逊所说的变化，同样也出现在晚近的中国学界。
用“过去的声音”来描述“口述史”，显示了保尔•；汤普逊对口述史学科的准确而传神的把握。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中，保尔•；汤普逊从口述史的实践经验出发，对历史学本质问题的追问是有力的。他提出：口头证据的可靠程度如何？它与现代历史学家更熟悉的文献来源相比情况如何？我们如何选择要去倾听的人？历史学仅仅因为它对今天的人们有意义才作为社会活动幸存下来，昔日的声音对今日至关重要。但是所听到的是谁的声音？保尔•；汤普逊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在方法和意义上廓清了我对相关问题的疑惑。
正如保尔•；汤普逊所揭示的那样，“口述史的最丰富的可能性就在于一种更有社会意识的、更民主的历史学的发展之中。当然，同样可以从保守的立场出发，作出一个使用口述史的讲述案例来保存传统的全部丰富性和价值”。我感到惊讶的是，他毫不隐讳地突出了“口述史”的“政治立场”（广义的而非狭义的），并且恰如其分地表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对证据的选择必然反映着历史在共同体中的作用。这部分来说是个政治问题，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只能独立地达到他们自己的立场。”“口述史的优点并不是它必然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立场，而是使得历史学家意识到他们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是在一个社会脉络之中并伴随着政治含义而从事的。”
其实，“选择”中的“政治立场”是贯穿在文学史写作之中的，我们不可避免地是“在一个社会脉络之中并伴随着政治含义”而从事文学史写作的。在访问和倾听之中，我常常感觉到讲述者和被叙述者的“政治立场”（同样是广义的而非狭义的），即便是当我们面对汪曾祺这样一位作家时。
3 在差不多按照自己的学术思路即将完成《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工作时，我读到了印度学者布塔利亚的《沉默的另一面》。我为自己迟读这本书感到遗憾。这是一本研究印度、巴基斯坦分治历史的著作，和宏大的历史叙事不同，布塔利亚关注的是那些渺小的、经常是很不起眼的人物：普通人、妇女、儿童、贱民。这在方法论上给我很大启发：在知识分子书写的历史之外是怎样的历史？我曾经去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农场作过一次短暂的考察，当年文化部所属六千多知识分子曾经在“向阳湖干校”改天换地。我在一篇文章中用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化石”这样的语句形容这个“向阳湖”的意义。但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房东那里，我听到的回忆和我所读到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并不完全一样。他们记忆的是不同的故事。当然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他们的“房东”都筛选了自己的记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对“房东”的故事并不敏感，我们通常倾听的是知识分子的声音；就像布塔利亚所问的：人们的故事，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否能够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在历史中找到一席之地？历史是否能够以某种方式给渺小的、个人的声音留出空间？
“口述史”是布塔利亚选择的方式。我无法评价这本书在研究印巴分治历史领域的价值，但她对口述史方式的创造性运用以及她对口述史方式的深刻理解都是令人叹服的。在布塔利亚看来，“口头讲述尽管存在局限，但它为研究历史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一个不同的视点”。“它们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将历史镜头转向一个多少有些不同的角度，看看这个视角能使我们看到些什么。我在这里不想辩论口头叙述可以取代我们眼中的历史，它们只是为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极为重要的视点，我相信这个视点会使历史变得更为丰富”。
当“口述史”由“声音”变成“文字”时，我和布塔利亚的感觉一样，这当中已经丢失了许多东西：“如特殊的语气变化，在某些观点和语句，甚至感觉上的迟疑不决，吞吞吐吐，还有身体语言———它经常表达了与话语所讲述的不同的故事，以及采访者对采访内容的有意识地‘塑造'，采访者面对被采访者时，通常是处于支配地位的。”除此而外，考虑到语境和人事的原因，有些内容也不得不删除，这是我在整理“口述史”时时常感到无可奈何的地方。
我在开设《文学口述史》专栏“主持人的话”中提到，我想做的“口述史”除了口述记录外，还需有注释和评述。国内一些“口述史”成果偶有注释，但通常不加评述。这一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口述史”领域不同的学术路径。布塔利亚告诉读者，她也为这些问题“费脑筋”。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什么犹豫，即使你不加评述地罗列口述记录，你也不能声言自己的记录是“纯粹”的。“口述史”仍然是一种“个人化”的“历史”。
注释：
①这是为《当代作家评论》之《文学口述史》专栏所写的“主持人的话”。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一）
1。1980年《文艺报》座谈会：“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问题”
口述者：李陀，作家、学者，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口述时间：2003年9月。
由于想拍电影，我研究电影技巧，进而研究电影语言，从而提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①。我写小说受《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这批书的影响，所以我那个第一个得奖的小说②是和别人很不一样的，小说写得不好，但叙述语言和别人不一样。我是试图学《在路上》，很口语的语言。所以小说写作时，我对小说形式并没有很自觉的要求，但在研究电影的过程中，自觉就产生了。1980年《文艺报》的座谈会，我就放了一炮。我当时是一个小伙子，那会我没有资格参加，王蒙参加了，张洁也在，是《文艺报》的一个何什么的，他让我去的，他好像说是冯牧让我去的，我就去了。但我不是第一次参加会，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参加《文艺报》的会，我就放了一炮，就是创新的焦点是形式③。会场上没有什么，出了文章了，我也没看过，他们就整理了发了，发了以后就出事了。1981年在北京政协礼堂，开新春晚会，我到那去玩，当时作协有这个活动，贺敬之就把我叫过去了，说你过来，我说什么事，他说你那个文章，什么文艺创新的焦点是形式，你这是小众化。他批评我是“小众化”，说得很严重，我就不服，你说我这人能服吗？后来就在会上不断听到“小众化”，我一听到“小众化”就笑。所以我对形式的关注是直接的。
2。北戴河“现代派”讲座
口述者：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由对形式的注意，开始注意现代派。我在《1985》的那篇文章里，谈到1982年④在北戴河，作协组织休养的时候，我、苏叔阳、刘心武、叶文福、白桦、高行健，我记得的这些作家，还有另外一批的，在北戴河住了一星期。天天晚上有一个节目，就是高行健在那讲现代派，天天讲，大伙儿缠着他讲。特别好玩的事是，叶文福他写了一首现代派的诗，模仿现代派的诗，大伙儿当时都背这首诗。从高行健那儿，印象最深刻的是，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马雅可夫斯基是现代派，第一次听说，原来不知道，未来主义。而且听说阿拉贡是现代派，革命的。高行健写作也很怪，那时他正在人艺当编剧，他写作就是对着录音机说。我当时是看不上高写作，到现在也一样。他写作特点很有意思，他无论写戏剧写小说，先对着录音机说，说了以后，对着录音机整理。这给我很深印象，而且好玩。他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与北戴河讲现代派有关。
3。关于“现代派”通信
口述者：李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