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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年轻的心拥抱苍老的往事，这在今天看来是生命承受之重。当一个人用方块汉字垒起他承受历史的基础时，这自然包含了他参与历史进程的责任感，也映耀着他自己的人格力量和人道主义情怀。我愿意如此理解李辉对历史的投入。在“沧桑看云”系列的写作中，李辉实际上已经把这样的写作看成了自己思想、精神与人格的存在方式。所以我曾经说过，李辉是在用自己的灵魂读灵魂。他对历史场景的还原，对人文性格的解析，对心灵世界的烛照，都带着自己生命的体温与血脉，在体察与交流中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在对文化精灵的守护中捍卫着自己的理想。他在对人物心灵瞬间的把握中，调动着自己生命的积累。因此，我在读“沧桑看云”时，时常觉得李辉未尝不是在写他自己。于是我把对历史的追问也视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自我的倾诉。
“古道凄清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这是《邓拓诗集》所收《战地歌四拍》中被删节的诗句。李辉在对历史的追问与倾诉中是否留存了一曲现代文人的《广陵散》呢？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隔岸妄论余光中（一）
我们有理由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如果减去余光中显然要有所逊色。相对于余光中的创作而言，两岸三地关于余氏的批评文字虽然为数不少且有真知灼见，但多少显得单调与局促。这不仅因为批评者（包括我自己）缺少与之对应的文化背景，而且还在于对余光中诗文所作的过多的技术分析拆碎了余氏诗文中的人气才情。因此在每次阅读余光中之后，我既有言说的欲望，但又颇为踌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杰出作家他不可能不给批评者带来困扰，批评写作的空间几乎就建立在对困扰的排除之上。
余光中文学意义的凸现，是与两岸分离所形成的地理与人文障碍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有障碍的格局中，余光中的教育背景和成长背景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近几年的文学研究特别是知识分子研究中，我越来越觉得教育背景对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教育背景的差异对中国现当代作家所造成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亚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活经验。我们来看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中学时代在重庆度过，抗战胜利后返南京；1947年考入金陵大学外文系，次年转入厦门大学，再随父母迁居香港；1949年5月插入台大外文系三年级，1952年大学毕业；1958年赴美进修获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在大学任教；1974年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任教，返台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外文系。这样的教育背景和成长背景，使得余光中和类似于余光中的作家们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哺育滋润的同时，又接通了通往西方文化的途径，他们因此获得了涵养于其中的广博而丰厚的文化空间。我们不能不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发展是五四新文学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余光中诗文中扑面而来的书卷气与豪气，显示了他在文化与学养上的优势，他的诗歌、散文和文学批评中有众多令人目眩让人隔膜之处，常常就是文化和学养在起作用。当我们在90年代突出地强调思想文化资源的重要时，余光中早已完成了他所必需的思想文化资源的积累与发挥，这和大陆的许多作家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时间差”，正是由于这个“时间差”存在，使得我们在最初接触余光中的作品时露出惊羡的眼神，并随着“时间差”的缩小，而渐渐淡化这种眼神。无论如何，尽管我们在许多方面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余光中的出现无疑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收获。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整体”观时，还要确认这样的收获：余光中从一个侧面接通了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