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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余秋雨的种种议论，无疑成为一种需要解读的文学现象。在读完余秋雨的近著《霜冷长河》之后，我突出的感受是，“文化苦旅”式的散文写作已经式微。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以为作为散文家的余秋雨已经相当“完整”了。
在最初认识余秋雨散文创作的重要价值时，我和许多人一样发现了余秋雨散文的种种局限，但我始终认为，以“感觉余秋雨”的方式来阅读余秋雨显然是不够的；正像有些评论所提到的，余秋雨散文中的一些叙述与学术史、文化史不无出入，叙事方式过于小说化，铺陈甚至夸大其辞以及始终陈述真理的导师心态与姿态（这样一种心态与姿态在《霜冷长河》的不少篇章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等等，发现和指出这些“弱项”是必需的，但是，如果拘泥于此就会遮蔽我们审视余秋雨的视野。因此，我们只有从文学史出发并充分顾及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来论析余秋雨，才能寻找到一个从大处着眼的支点。在90年代初撰写拙著《中国当代散文史》的过程中，我做的非常大变动和选择之一，就是用专门的篇幅将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置于当代散文的发展历程中加以研究和定位。对于一个处于“正在进行时”的作家作这样的处理可能不太符合一些“学术规范”，但我还是按照自己对散文艺术的理解去做了。依我当时的想法，完成了《文化苦旅》写作的余秋雨，其散文在“范式”与“意义”上已基本定型，此后他的创作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下去，但余秋雨散文的影响与争议仍然是以《文化苦旅》所显示的特征为焦点。在文化转型时期，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被称为“散文时代”时，仍然需要坚持的是：从当代散文发展历程出发并顾及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来论析余秋雨。
可以这样说，余秋雨是在当代散文发生艰难蜕变的历程中脱颖而出的。如果说余秋雨创造了一种新的散文“范式”，那么这样一种“范式”也是之于散文的发展历程而言的。从80年代到90年代，就散文发展历程而言，对杨朔散文的重新评价与巴金《随想录》的出版，是两个重要的事件，促进了作家心灵的自由生长和个人话语权利的保障，使散文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心灵的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80年代对当代散文史的重新认识是从重新认识杨朔开始的。以杨朔的散文创作为代表的“杨朔模式”作为当代文学（主要是散文）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显然已具有“史”（不是狭义的论定作家成就高低、大小的“史”）的意义。在一个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杨朔模式”，代表了文学抒情时代的一种成熟的抒情方式。“杨朔模式”影响所及，不可低估，像冰心、曹禺这样的大师都曾著文加以推崇。可以说，模仿杨朔散文一时几乎是一种文学“时尚”。余秋雨对杨朔的散文“也曾喜欢过，但年长之后就不喜欢了”①。在深刻的意义上说，对“杨朔模式”的怀疑和否定，是对一代作家心灵历程、美学理想、话语方式的一次清算，而透过杨朔模式我们所看到的是杨朔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们曾经从不同的角度评价巴金《随想录》的创作。人们甚至认为《随想录》是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在我甚至觉得作这样的评价并不重要。《随想录》的最充分的意义，在于它是历史转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在历史、现实、社会、人生、思想、感情、道德等不同侧面重新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随着巴金的“随想”，我们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是非，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精神、责任、使命，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不管是从正面还是反面；如果我们拘泥于文法、修辞什么的，那么也就没有找到解读《随想录》的最佳角度。在巴金对历史的反思中，我们还重新思考了生长的文化背景和作家在当时的心路。有意味的是，在新时期文学第十个年头出齐了《随想录》，也几乎就是在这个时候文学逐渐地从中心趋于边缘。在文学位移之中，巴金在《随想录》里郑重说到的文化良知、道德理想、人格操守等一时成为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议论的“关键词”。在研究余秋雨时，我们常常忽略这样两个“文学事件”与余秋雨散文创作之间的潜在联系。事实上，余秋雨散文无论是在文化精神上，还是在文体上与此密切相连。在今天的视界中，我们更进一步意识到，在本质上，对“杨朔模式”的重新解读、巴金《随想录》的写作，是知识分子话语方式发生“革命”性转换的前奏，余秋雨散文的“范式”意义首先是体现了知识分子话语转换的要义。在余秋雨之前，散文在一段时期沉寂得以至有人发出散文可能解体的感叹，其实这种危机并不是散文文体的危机，而是知识分子精神的危机，这样一种精神危机导致了散文作家的“失语”。这种危机和失语在文学界普遍存在着但在散文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是因为散文相对于其他文体来说，它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职业散文家在八九十年代的没落。余秋雨散文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反响，就在于他以散文的方式完成了知识分子话语的转换，他重新确立了散文理解世界的方式，散文与读者的关系也就发生了比较大的调整。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知识分子话语转换与余秋雨散文（二）
这对余秋雨来说未必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文化苦旅》之所以苦，首先来自作者自身精神裂变的痛苦，没有这样一个痛苦的精神本源，余秋雨的散文将是苍白的；我以为到现在为止，余秋雨散文的得失都与此相关。至少在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中我感受到，所有的文化关怀都与关怀者的精神状态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我们欣赏余秋雨的文化识见，同时也渴望那“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一旦失去这个热源，就可能失去精神的个性与深度，甚至会使所有的心灵倾诉都不无矫情。《文化苦旅》与《霜冷长河》正是这样两部可以在比较中见反差的书。我不愿意含糊其辞地表述我对余秋雨精神历程的描述，如果不能清晰地注意和把握余秋雨精神历程，我们也就不能真正认识余秋雨在八九十年代的重要。这里，我要提到余秋雨发表于1974年初的《胡适传》。《胡适传》写的是五四前后的胡适。第一章内容包括“挑灯看榜”、“来到‘黄金世界'”、“首次‘荣任'卖国贼”、“从‘实用主义'到‘文学改良'”、“在回国的海轮上”；第二章内容包括“教授生涯”、“风暴前夕”、“来不及了”；第三章内容包括“‘问题与主义'”、“争夺《新青年》”、“惜别杜威”、“‘实在忍不住了'”、“为皇上所化”等。由这些标题我们就大致可以知道这篇文章的色彩。在传记中，胡适赴美留学被看成“一个帝国主义者日夜期待的‘人材'，跨出了第一步”。胡适在回国的海轮上作“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对此作者分析道：“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胡适差点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对胡适用文言文作《先母行述》，传记认为“闻着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霉腐气息，人们已经可以预感到：从形式到内容，胡适都要算新文学运动的倒账了。”对1922年的胡适，传记的评价是：“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提倡白话文'的‘学者'、‘教授'，而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了替帝国主义服务、替北洋军阀打‘强心针'，他几乎不加任何掩盖了，什么样露骨的论调都能发表，什么样反动的口号都能提出，什么样腐朽的力量都能勾结。”传记中的这些观点当然不为余秋雨一个人所独有，他只是在一种政治文化中写作；至少在《胡适传》的写作中余秋雨的笔调是娴熟的，这表明了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对余秋雨曾经有过深刻的影响，而余秋雨和曾经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又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种政治文化的运作。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叙事”加“文化分析”的这种“大散文”或“文化大散文”的写法，在这里已经初显端倪。
余秋雨自己结束了《胡适传》这样的政治式写作，他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不仅有了写作的权利，而且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正是由于有了自己的话语权，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