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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2月16日,年三十那天,寒流袭来,温度骤降。太阳灰蒙蒙地隐埋在阴云后面,刺骨的寒风刮起缕缕雪尘,连狗都冻得蜷缩在牛粪堆里。
雷厦带着金刚、山顶去6连找北京老乡玩儿去了,我不喜交际,对见生人没兴趣,就自己一人留在包里看家。晚上,包了四五个拳头大的饺子,自以为个儿大,馅多,包的快,省事,放在锅里煮,结果全破了,只好吃了锅片汤。孤孤零零,对雷厦自己出去玩儿,把我甩在这儿,很是感慨。去年此时,对立派要打他,只好躲藏在师院,我陪他在师院过的春节。
吃过饭,信步走到附近蒙古包串串。
这是道尔吉的包,里面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小孩尿臊味儿。道尔吉喝得醉醺醺的,满是疙瘩的脸涨得跟猪肝一样紫红,还继续喝。牧民喝酒不吃菜,一大碗白酒,道尔吉像喝白开水一样地咕咚咚地往肚里灌。
他双眼血红,嘴不停地说,吹嘘他的褐栗马日行800,夸老婆为他生了4个儿子,骂场里的供销社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喝多了,又哭又唱:
昏特太得毛主席,
昏特太得毛主席,
塔布勒马耐,
色特个林著勒很耐,
乌兰纳勒
……
挺优美的歌从他嘴里唱出来,像是背500斤大石头的胸腔里压出来的惨叫,那么压抑,那么沉重! 嚎完了,他咧着大嘴不自然地干笑了笑,粗糙的大脸上滚动着两颗小泪珠。
人们说老蒙爱激动,一点不假。沉默了一会儿,他用日本式中文发牢骚:“文化大革命大大地好,可惜,过年地干活,海河烟地没有!我地意见地有,一毛七地光芒坏坏地,嗓子地不好。” 他的下巴咧了一下,像个踩瘪了的蛤蟆,扭动着那张斜歪大嘴。
我环视着这个又脏又破又味儿的蒙古包,只有两个油漆完全脱落的旧木箱。在木箱上面的哈那墙上挂着一块脏红布,别着大大小小20来个毛主席像章;熏黑了的食柜上放着一堆锅碗瓢盆;几个污浊的面口袋打着补丁,堆在柜旁;地毡上散乱着羊毛、纸屑、烟卷头、炉灰、羊粪沫儿。
他的几个孩子在一旁狼吞虎咽地啃着手扒肉,偶尔偷偷地瞥我一眼。其中一个3岁小男孩,一手搂着大黑狗,一手拿块骨头啃,长长的鼻涕和着肉一同咽进肚。大黑狗温顺地卧着,时不时用舌头舔舔孩子手中的骨头。
道尔吉滋了一下口水,那条线准确地落在了一小羊粪蛋上。他摇摇晃晃走出门外,骑上马串包去了。黑沉沉的草原,传来他啊——啊——呀——呀——地哭叫,悠长而凄烈,大起大落,曲里拐弯,无限苍凉。听说蒙古牧民喝醉了就爱这么叫,即所谓的蒙古长调,常常叫得涕泪交流。
回到自己蒙古包已是深夜。
这个春节就自己一个人过了,孤孤单单。想起去年春节回家吃饭时,心里老惦念着雷厦,放心不下他,可今年我一人在蒙古包,雷厦却自己玩儿去,根本没怎么想着我,挺不舒服。
第一部分分裂(2)
到了初三,雷厦才回来,春节这两天他和6连北京知青又喝又聊。
他说收到傅勇生一封信,学校下一批(六八届毕业生)全分到山西插队; 傅勇生实在不想去; 让我们帮助他来这儿。
我沉默着,心里对雷厦不满,就故意跟他顶:“上山下乡很好嘛,去山西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山西?”
“我喜欢内蒙古草原。喜欢骑马、摔跤、喜欢这儿地广人稀。”
“那傅勇生也喜欢,为什么就不能来? ”
“我来这儿是冒着风险,自己闯到这儿的,是从学习班里逃出来的。不是等别人闯出一条路后; 再投靠别人。”
雷厦正视着我:“傅勇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张口求我,我怎能不管呢?”
“当初我劝他跟我们一起走时,他总说再看看,再看看。好,现在等我们成功了,他又来分享我们的胜利果实,有难不同当,有福却要同享,我瞧不起他这种行为。”
“你不要自己找着了个好地方,就不管别人。像挤公共汽车一样,没上去时,拼命往上挤,等自己上去了后,又不愿意别人再上来。”
我说:“这跟挤公共汽车不是一码事。第一,我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早在‘文革’前就想到边疆去,我这想法,学校里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对逃避上山下乡的人从心眼儿里瞧不起。 第二,如果当初我们没劝他跟我们一起来,他现在要来,我不反对。可我们拉起队伍后,曾反复劝他来,他不来,现在看见我们成功了,又变卦想来,这样的行为,我就是看不起。”
雷厦激动地说:“人应该讲义气啊!他是我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现在处于困境,张口求我,我能说你是上山下乡的逃兵,我不管你吗? 这话我说不出口。而且当初,人家傅勇生也帮过你不少忙,你不能这样翻脸不认人。”
“我豁出去不讲义气了。对上山下乡事业的逃兵,我讲不了义气。我是打心眼儿里想到最荒凉,最落后的地方磨练自己,我鄙视那些千方百计赖在北京装病不走的想家迷,看不起那些怕挣工分,怕没有公费医疗的小市民。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优秀青年在农村挣工分,艰苦奋斗啊!姜傻子的事你也知道。他在那帮人最挨整时,毅然来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接受专政…… 他们才可歌可泣!坦白说,我就是不愿意帮助一个害怕到农村去的懦夫。何况他的出身也不好,我们这几个人本来就没几个出身好的,再加上他,更会惹麻烦。人家会说我们是一小撮牛鬼蛇神的子弟,干什么都被动。”
雷厦没有表情地说:“好,这事你别管了。我自己干。”
我问:“你尊重不尊重我的意见?”
雷厦摇摇头:“我不能干对不起朋友的事。”
“那你就干对不起我的事了。”
雷厦不置可否。
沉默片刻; 雷厦咬着嘴唇说:“我明天要到场部找军代表谈谈这事。我一定要把这个忙帮成。”
“好,你把我的意见当成了耳旁风。”我非常失望。
“朋友有难,不能见死不救。”
“好,你要是一意孤行,我也一意孤行。”
“别这样,你要后悔的。”
我阴沉着脸,心想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没啥了不起。
晚上; 他们几个聊着马以及蒙古牧民的古怪风俗。我则考虑着怎么处理这事。来牧区后,发现雷厦不像在学校时,对我那么尊敬了。那时,他很听我的话(我在学校的威信比他高得多),现在可能是用不着我了。哼,他不听我的,就得让他尝尝不听我的后果。傅勇生是雷厦的铁哥儿们,这么热心帮,自然是想增强他自己的势力。
我决定给锡盟知青办写一封信; 揭露有人来内蒙是为了逃避去山西插队,不让雷厦帮傅勇生的事得逞。说干就干,马上就在煤油灯下写好了信。
盟知青办:
我是巴颜孟和牧场的北京知识青年林胡,特向您们反映一个事实。最近有不少北京的中学生自己跑来内蒙。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出身不好,又想逃避去农村插队。作为一名上山下乡事业的坚定拥护者,我特向您们反映此情况。如北京47中的傅勇生就是一例; 他家里有问题,不愿意去山西插队,就企图通过关系私自跑到内蒙巴颜孟和牧场。
希望能妥善处理。
巴颜孟和牧场 7连 林胡
1969年1月X日
并把这封信又抄了一遍给场部领导。
我知道,这要得罪雷厦,要开始孤立,但不能不这样干。我不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当喽罗的人,绝不给雷厦拍马屁。 这支队伍是我拉起来的,论拳论脚论胳膊,我都是老大。
第二天,我骑着小青马; 一人跑到场部; 找到了军代表; 向他当面递交了这封信,请军代表按政策处理; 不要把本地变成逃避上山下乡的避风港。
军代表很惊讶地听着我的陈述,时不时地点点头; 答应要慎重考虑。
傍晚,我骑着马,孤零零走回驻地。那是暮色时分; 严寒把脚都冻麻了。我的心也冷冷的,这辈子从没干过向领导告密的行径,这是头一次,为和雷厦斗气。
没几天,雷厦就知道了。他上场部找军代表时马上就明白我来找过,气得要命。回来,跟我大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