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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真把没有见过世面的少男少女们烤得全身出汗。一个苦追“偶像”二十年的成都姑娘，在寒雨凄风中苦等了十几个小时，听说终于获得了一张费翔的签名。
君不见，那满街的招牌，使中国人在自己的大街上变成了文盲。
我们经常走在从“好望角”到“洛杉矶”的路上，我们经常吃着“汉堡包”与“肯德鸡”，我们经常穿着“毕加索”和“巴拿马”，我们经常喝着威士忌和ＸＯ，我们经常住着“希尔顿”与“喜来登”，我们经常说着“上客有”与“古得拜”……
我们是最古老的民族，我们也是紧跟时代风潮的民族。为表示我们不是“乡下人”，我们一定得在自己的母语中嵌入“洋腔”；为了表示我们不是“出土文物”，头发花白的中年人也要学会见面的“哈罗”和“ＨＩ”的招呼。为了表示我们姑娘“世界性眼光”，一定得有一个异国情调的伴侣，白色优先，黑色亦可。
当绿洲消失的时候，我们自己正在消失。
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现在，好像越是世界的才越是民族的。没有谁敢阻挡“历史的潮流”，不然怎么叫“与世界接轨”？
美国人懂得：他们与世界接轨的时候，他们还是自己。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和色彩去涂抹世界，世界就变成了自己的颜色。
经济的输出，必将伴有文化的输出；生活方式的输出，必将伴有道德价值的输出。输出货物时，货物的附加价值是文化；输出劳工时，输出的是人的精神。谁都知道文成西嫁与昭君北出的故事，我们不是常说，婚姻可以改变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吗？
一个自信的民族应该有汇聚百川的气魄与勇气。而一个缺少自信的民族，常以“自我消亡”为代价达到与别人相沟通。
我们不应该再犯“热恋期女人”的错误。女人们爱说，“我是你的，你是我的。”但到头来，你真的成了我的，我永远不是你的。
文化输出的巨大潜能较之商品输出强大得多。它改变的不仅仅是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而是扭曲和蜕变了民族的自信心和创造力。
应该建立心理上的“防风林”。
第一，让中国人吃饱、吃好。吃饱与吃好之后才不会浅薄。
第二，构筑教育防风林，培养人的自信与人格力量。马克思的深邃、林则徐的眼光，方志敏的坚毅与瞿秋白的人品都可以发掘。宝藏不在洛杉矶，就在我们脚下。
第三，拓展美育平台。让人们审美时，学会审丑。分得清美丑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强大的民族。
女人为什么被社会看成了“尤物”？“楚王爱细腰，宫女多饿死”，这种奖励原则不是强迫，而是勾引。电影导演要性感女郎“上镜”，于是出现了“隆胸”；“女模”评论家大谈女人的“骨感”，于是女模个个“枯瘦如柴”。因为演员和女模的薪酬是“平常女人”所无法比拟的。
旧社会，“逼良为娼”，因为“笑贫不笑淫”。封建社会如此，当今社会如何？君不见，作为现代美国女性，为争当《性欲都市》的女主人而不惜“削足适履”。
因此，审美与审丑教育确实成了当务之急，如果我们不想还原为猴子的话。
第一篇 透视心灵迷途
在任何一个伟大的情感复兴之前，必须有一场理性的破坏运动。
——克莱夫·贝尔
男人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男人像猴子或者一部分像猴子？为什么造物主还没完全将他们变成人类？当然，这样的提问可能尖刻些，但结论确实在事实的基础上引发的，没有粉饰的东西是丑恶而真实的。
泯灭的良知
中央电视台《社会经纬》栏目中播出了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在妻子患癌症的时候，上诉法院请求离婚。法院在当事人并不在场的情况下判决了离婚。当然，法院也下达了上诉的通知。应该说，从法律的角度讲，没有什么失误。
留下的问题就是身患绝症的妻子在计算着活着的天日。在身负几十万债务的情况下，独自一人走完自己的最后历程。这不是悲壮，而是凄惨。
我想当这一切终成“历史”之后，旁观者或当事人重新拾起已经逝去的“梦”的时候，怎能心安气静？怎能面对真实的记忆？又怎能再去掂量良心的天平？
虽然，这不是“理”与“法”的问题。但“情”与“理”为什么总难在上帝的面前都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古代哲人说“人之初，性本善。”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不是猴子。人区别于动物只有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那就是人性。如果连这一点都泯灭或者丧失的话，人不仅退化为动物，而且其丑恶较动物尤甚。
世间为什么那么多人间悲剧？细想起来或者粗想起来，人间悲剧的造成多属于人类自身，而非自然灾难。
据资料显示：人间悲剧真正缘于“天灾”的仅占17％，而缘于“人祸”者却多达83％。
由此我想到：
为什么为了逃避社会责任或者道德良心，在亲人最需要的时候离开他们？不，是抛弃他们。
为什么已为人母、已为人父者，在一个生命刚刚堕地的时候，将他们弃之街头？而最堂皇的理由：为他（她）今后生活得好一些。
为什么在东南亚，儿童受到性虐待的竟高达18％，而且一些“文明”世界的脑满肠肥者为了发泄兽欲，公然在这条“绿阴通道”中肆无忌惮地表演较动物还丑恶的行为？
为什么人世间那么多妇女遭受不幸，其性虐待的比例居然高达80％。
一篇《童妓浪潮肆虐亚洲》的报告，该文作者的详尽数据发人深省：
纤细秀丽的桃丽15岁，住在世界卫生组织设于金边的康复中心接受疗伤。为了保护从妓院逃脱的童妓，这个中心相当隐秘，没有招牌亦没有门牌号码。
桃丽的父亲当兵，在1997年柬埔寨政变中丧生。母亲罗兰为了寻找活路，带着4个子女和孩子的祖母在金边附近的坎杜村住下，她的“家”是一个四面毫无遮拦的茅草棚，人就睡在地上，一家6口艰难度日。
1998年10月的一天，邻居波利称自己有办法让她家有很多钱，罗兰喜出望外，就让波利把桃丽带到金边的“一家餐馆洗碗碟”。实际上，波利却以1000美元的价格，把桃丽卖给了金边的妓院。然后给了罗兰30美元，说是餐馆老板的首次付酬。
第一晚，妓院鸨母就把桃丽带给了一个醉汉，她大哭，尖叫，极力反抗，最后醉汉只好放弃。第二天，桃丽遭到鸨母的毒打，并在惊恐、颤栗和绝望中惨遭蹂躏。这一夜的价钱是一美元！那嫖客是个警察。
桃丽的故事在柬埔寨并非“绝无仅有”。据统计，仅金边，妓女就有8万之众，其中31％年龄在12至17岁之间，她们当中至少一半是被诱骗与贩卖来的。在柬埔寨，提供童妓的妓院有数千间，妓女村也有1100个之多。距金边11公里的公路旁，竟然就竖着一个用8国文字写着“欢迎莅临使用安全套之地”的巨大招牌，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清一色越南妓女组成的“越南村”，村内每间屋门前均站着二三十名衣着性感的少女。拉皮条者则高叫：“来吧！只需5美元”，无怪乎人们把柬埔寨称为“恋童癖的天堂”。
然而，柬埔寨的童妓浪潮不过是国际性童妓淫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已！据“国际终止亚洲旅游业童妓运动”的资料，整个亚洲有超过100万儿童沦为娼妓；菲律宾约有10万儿童在酒吧、妓院、沙滩、街头提供性服务；越南的娼妓中20％为儿童；泰国的童妓，1996年时估计已达70万，而在贫困的泰北山区，60％至70％女孩都出卖皮肉。在过去10年里，泰国妓女人数，每年以10％上升。
贫穷，无疑是亚洲童妓淫业泛滥的主要原因。亚洲金融风暴后，货币贬值，外国游客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寻花问柳，更刺激了淫业的猖獗；失业问题严重也令一些家庭强迫女儿卖淫赚钱，一些国际犯罪集团跨国贩卖童妓的活动，更使问题恶化。他们的淫媒经常在一些贫困村落到处打探猎物。当女童长到10岁时，淫媒就会与其父母接洽，提出极具吸引力的金钱诱惑。
童妓在任何国家都是违法的，但总是屡禁不止，这与一些国家打击不力，生怕影响所谓旅业“开放”是分不开的。联合国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