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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女人……绝对错不了！”
我在船上最先结识的几个乘客中，有两位是驻伦敦大使馆的中国人；另一位是去往越南东京的诺曼底绅士，他非常热衷于打猎，我很快就赢得了他的信任。
“我正在逃离法国，”他告诉我。“一有机会我就逃。自从我们变成共和国，法国就已经不存在了。偷猎者到处都是，他们倒成了主人。您相信吗，我在我自己的地盘上都不能养猎物了！偷猎者替我捕杀了，法庭还帮着他们说话。实在有点过分！这还不算，所剩无几的猎物还纷纷得了莫名其妙的传染病，都死了。所以，我就打算去东京。多棒的狩猎地啊！这已经是我第四次，亲爱的先生，离开法国去东京了。”
“啊，是吗？”
“是的！在东京，猎物多得惊人。尤其是孔雀。真带劲，先生！此外，这还是项危险的运动；您必须得留点神。”
“这么说还有凶猛的孔雀？”
“天哪，当然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有鹿的地方就有老虎……有老虎的地方就有孔雀！”
“格言？”
“您要听懂我的意思。仔细听我说……老虎吃鹿，而——”
“孔雀吃老虎？”我一本正经的接口道。
“当然不是……那既是说…。。听着，是这个样子。等老虎吃饱了鹿，就睡熟了；接着醒过来，排泄之后就离开了。孔雀有何行动呢？它高高地踞在附近的树枝上，谨慎地守候着这个时刻，接着，它落到地上，去吃老虎的粪便。此时就是对它进行突然袭击的绝佳时刻……”他举起双手，仿佛握着一把来复枪，作出瞄准孔雀的姿势：
“啊，多棒的孔雀！您根本想象不出来！因为，那些养在鸟舍和花园里您以为是孔雀的东西，其实连火鸡都算不上。它们压根不算什么。亲爱的先生，我捕杀过各种东西。甚至还杀过人。但是，从没有一种枪声能比射杀孔雀时的爆炸声更加令我心潮澎湃。孔雀，我该怎么向您说呢，先生……捕杀它们，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沉默片刻之后，他作了个总结：
“旅行——就是它没错！旅行中，您会见到各种促使您思索的千奇百怪的事物。”
“完全正确，”我对此深表赞同，“但是必须是一位伟大的观察者，正如您一样。”
“没错！我观察过不少东西，”这位善良的绅士不禁洋洋得意。“在我到过的所有国家里——日本、中国、马达加斯加、海地，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地区——没有比东京更好玩的。也许您觉得您见过母鸡？”
“是的，我想我见过……”
“您错了，亲爱的先生，您从未见过母鸡。您只有去了东京才能见到母鸡，但是也颇不容易。它们藏在森林深处，躲在浓密的树丛中。您从来都看不到它们。但是，我有一个诀窍。我乘着舢板逆流而上，随身带着一只装着公鸡的笼子。我停靠在森林边缘处，把笼子挂在树梢上。公鸡开始啼鸣。过不多久，从森林的角角落落，都有母鸡闻声而至……络绎不绝。数不胜数。我猎杀它们！一天里面就杀了多达一千二百只！”
“太不可思议了！”我激动地大声说道。
“的确如此。但是无论如何，数量还是比不上孔雀。啊，孔雀！”
这位绅士不但是个猎人，而且是个赌徒。那不勒斯还远在视线之外时，我们四人：两个中国人、孔雀杀手和我，已经玩起了扑克牌。幸亏我有这方面的专门知识，他们远远不是我的对手；到达赛伊达海港时，我从这三位绅士手里赢的钱，使我随身携带的用于享受热带生活、探索所谓的胚胎学未知领域的金钱增加了两倍。
第三部分：使命作呕的讽刺
当时，就算最糟糕的诗意描写也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诗情要在日后才降临到我身上，因爱而生。当然，和别人一样，我也欣赏大自然的美丽，但是远未达到令我心醉神迷的程度；我以我自己的方式——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的方式，欣赏大自然的美丽。我对自己说：
“自然，无论从火车车窗，还是轮船的舷窗望出去，总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她的最大特点在于缺乏即兴创作的能力。她总是一再地重复自己，形式单一，结合方式单调，只拥有很少几个侧面，无论哪里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排列。在她无边无际的千篇一律中，只存在些许难以察觉的细微差别，唯有那些驯服温良动物的训练人，我可算不上——虽然我也是个胚胎学家——和那些吹毛求疵的学院派才会对这些细微的差别感兴趣。简而言之，只要你在乡间旅行超过一百公里以上，不管是哪里的乡村，就已经阅遍了天下美景。”而那个卑鄙愚蠢的尤金居然宣称：
‘你将会见到自然……树木……繁花！’
就我个人而言，树木总会令我坐立不安，我只能忍受女士商店和帽子上装饰的鲜花。至于热带风光——蒙特卡洛就足以满足我作为风景美学鉴赏家的需要，也足以实现我远途旅行的梦想。我会认得棕榈树、可可树、香蕉树、红树、柚子树和露兜树，只要我能在它们的浓荫下聚集形形色色娇小美丽的女人，她们双唇间咀嚼的也不仅仅是槟榔果。可可树：就是妓女树。我只喜欢这种真正的巴黎分类法之下的树木。
啊，当时的我真是个既聋又哑的野人！我怎么能用这么令人作呕的讽刺，来亵渎无穷无尽的形体之美呢！从人类到野兽，从野兽到植物，从植物到山川，从山川到浮云，从浮云到鹅卵石，它们的影像中蕴含了生命的一切辉煌！
虽然时值十月，穿越红海仍然令人难以忍受。热浪足以将人击垮，空气对于我们欧洲人的肺部来说过于沉闷，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会窒息而死 。白天，我们几乎一步不离大厅，那里巨大的印度布风扇一刻不停地扇动着，给我们带来短暂的幻觉，以为拂过阵阵凉风；晚上，就在甲板上过夜，可惜跟待在船舱里一样难以入睡。那位诺曼底绅士像头害病的公牛似的气喘吁吁，再也不提他在东京的狩猎故事了。善于吹嘘、自诩勇敢的乘客比其他人垮得更为彻底……如同摔倒在地的野兽，四肢无力，呼吸困难。这群人身着色彩斑斓的睡衣裤，一动不动地平躺在甲板之上，真是世上最滑稽可笑的一幕。只有那两个中国人对这火烧火燎的天气无动于衷；举止如常，并不比他们的衣服有更大的变化，或是在甲板上默默散步，或是在船舱里玩牌斗骰子。
我们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备受折磨，觉得自己像一道炖菜正在被慢慢煮熟。汽船正扬帆穿越海湾：团团包围我们的只有头顶的蓝天和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洋——是一种深蓝色——正如金属煅烧时表面上跳动的那种蓝色。索马里兰的海岸模糊不清——山上的砂石似在燃烧，热力使空气变得如蒸汽一般飘忽不定，在这团热气的笼罩之下，索马里兰仿佛只是远处的一大块红色，上面寸草不生，海岸包围着这片可怕的海洋——像是一池无边无际的沸水，永远在大汽锅中沸腾翻滚。应该说，在穿越红海的过程中，我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强颜欢笑，成功地掩藏起我的真实感受。这全靠我的自负与心中的爱恋。
缘分——真是缘分，还是船长？——让我有机会与克莱拉小姐一起用餐。餐桌上发生的小事件迅速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的高贵身份以及人们对我的好奇心，也使社会习俗对我格外宽容，纵有小错，仍不失为教养良好的学者。
我从船长那儿得知，克莱拉小姐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渡过夏天：去英国是因为业务需要，德国是因为健康，法国是为了享乐；之后，便返程回中国。她告诉我，欧洲越来越让她觉得恶心。她再也受不了那里狭隘的风气、可笑的习俗，和单调的风景。只有在中国，她才觉得快乐自在。她的举止颇为果断坚决，生活方式与众不同，与人交谈时，忽而散漫，忽而感触敏锐；热情到近乎疯狂；多愁善感，但不乏理智；才疏学浅，但是颇有教养；思想并不单纯，坦白直率，但又难以捉摸。此外，她还偏好一些奇怪的错误，想象力丰富，欲望强烈，反复无常，叫人难以理解。我对她深深着迷，虽然我也知道一位古怪的英国女人说不定就会做出什么事来。从一开始，我就毫不怀疑——虽然对于女人，我只认识巴黎妓女，更糟糕的是，还有女政客和女文人——我从不怀疑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