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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与官僚体系斗争
通过吴同志的叙述，我也重新认识了文革期间的政治斗争线索。
在建国后形成的政治体系里，政治干部与军事干部已经基本上分开，行政官僚集团与军功集团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均势。政治干部逐渐转型为行政官僚，军队里也迅速地官僚化，形成了一个军事官僚集团。行政官僚集团与军事官僚集团之间的分工合作，就形成了建国后的官僚体系。这两个集团之间虽然也有经常性的矛盾冲突，但整体上结构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中间经历了高饶事件、反右、反教条主义、庐山会议等等，但这个均势基本上是稳定的，不变的，一直在变的只是处于这个结构中的人在变动，人事变动并没有对这个结构形成太大的冲击。
随着这个结构形成，也就出现了文革中所谓的“17年黑线专政”，这里所谓的黑线其实也就是官僚体系。在这个结构中，行政官僚明显处于优势，而军事官僚处于劣势。所以军事官僚是不太满意的，时常会有反抗行动。最典型的就是庐山会议。而庐山会议的结果表明，在没有战争的状态下，军队已经从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中退出去了，军事官僚集团的地位也就相应地下降了。
文革第一阶段，也就是三支两军之前，文革的主要对象是行政官僚们。这一阶段，军事官僚体系虽然也有参与，但更多的只是观望，卷入并不深。这一方面是因为军事官僚体系实际上也对行政官僚们长期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主导军事官僚体系的老帅们在政治上相对而言比较谨慎，趋于保守。但是，随着行政官僚体系的逐渐垮塌，军事官僚体系在政治上的卷入也越来越深。同时，由于中央文革急于冲击军事官僚体系，军事官僚体系与行政官僚体系开始结盟，行政官僚体系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军事官僚体系，而军事官僚体系也越来越多地支持行政官僚与中央文革斗争。二月逆流就很明显地表现了这种结构下的冲突，中央文革为一方，军事官僚与行政官僚为另一方，双方直接冲突。不过，二月逆流的结果是分裂的，一方面是原来的军事官僚在中央的代表中央军委的老帅们靠边站了，另一方面却是在地方上军队实际上接管了原由行政官僚拥有的权力。最明显的是，许多军区司令员都兼任了本省或本地区的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这样，在原来的老军头们倒下的同时，新的军头们不仅继承了原来的军事官僚体系的权力，而且有相当程度的扩大。
而在另一边，即中央文革一方，随着大规模大范围的群众造反运动在七二零之后进入低潮，以王关戚的被捕为标志，中央文革在与军事官僚的斗争中实际上已经输掉了一个回合。这一时期，虽然看起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的地位仍然在上升，但实际上失去了群众基础的他们已经没有了与官僚体系对抗的武器，因此在斗争中只好经常性地借助于毛主席的权威。到九大时，军事官僚体系的权力达到了顶点，按照吴法宪的回忆录所说，军队代表占九大代表的一半以上，而文革造反派与原来的行政官僚体系的代表加起来还不到一半。在这种实力对比失衡的条件下，江青等人实际上无法替代行政官僚来约束军事官僚，以致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居然站到了军事官僚体系一边去，汪东兴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在此情况下，军事官僚仍然没有满足，意图彻底清除文革新势力。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派与康生、张春桥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军事官僚体系驱逐文革新势力的最后决战。
作为文革中崛起的新军事官僚体系在九一三之后土崩瓦解了，老行政官僚体系里的一部分人被重新起用，登上政治舞台。不过，老军事官僚体系并没有得到恢复，而是一批立场相对模糊、政治上倾向于中立的人开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度靠边站了的叶吕端重新成为军委实际上的负责人，而其他老帅并没有被一起重新起用。而重新获得权力的行政官僚体系也没有完全恢复，只是恢复了一部分人的权力，而是一批政治立场模糊的人进入了最高权力中心。这些新崛起的代表人物便是吴德、纪登奎、陈锡联和许世友等人。但是他们也未能形成对老行政官僚的有效制约，老行政官僚在1971年到1976年迅速膨胀，直至最后形成“右倾翻案风”。文革新势力在此过程中虽然地位也在上升，但是政治经验并没有增加多少，在与老官僚体系的斗争中仍然处于下风。文革新势力的政治不成熟将政治上中立的华国锋等人推向了老官僚一边，而中立派也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以致于最后发生了怀仁堂政变。
到1980年，陈锡联、汪东兴、吴德、李德生、纪登奎等人退出历史舞台，为老官僚体系的恢复重建立下汗马功劳的中立派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以徐向前卸任国防部长为标志，老的军事官僚体系实际上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样，老官僚体系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完成了对政治领域的统一。不过，应该说明的是，即使是在老官僚体系的权力下降到谷底的时候，老官僚们也没有像军事官僚体系或其他势力一样完全退出过历史舞台，比如陈云、李先念等人，始终都在政治舞台的中心。
林彪反革命集团与江青反革命集团
四人帮被捕后，吴同志是很高兴的。他觉得黄吴李邱被抓起来都是四人帮搞的鬼，既然四人帮被抓起来了，那么他就应该被放出去了。换句话说，吴同志认为，已经复辟了的老官僚与他们黄吴李邱是一个战壕里的。应该说，他的这个看法基本上是对的，后来事情的发展基本上印证了他的这个看法。唯一他猜错了的是，他不知道抓四人帮的是中立派为主的，而不是他预料中的老官僚们。所以，他所期望的事情并没有马上发生。在华国锋、汪东兴等中立派仍然在台上的时候，四人帮虽然被抓了，但他们与四人帮一样，没有经过公开处理，还是被关着，而且从原来的北京卫戍区给换到秦城去了，不但没有被释放，而且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犯人，连生活待遇都降低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跟他所预料的差不多的是，在中立派被老官僚们清除掉之后，黄吴李邱的春天就很快到来了。1981年，经过公开审判之后，他被判的是有期徒刑，而且在短暂的监押之后，就被保外就医了，享受的还是省级干部离休的待遇，到济南过他的平淡生活、安度晚年去了。
相比之下，四人帮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从1976年被抓起来之后，他们的生活待遇就一直都不好，在1981年的审判中判处的刑罚也要比黄吴李邱严重很多，更说不上保外就医了。吴同志说，他在秦城的时候，跟江腾蛟、邱会作、王洪文关在一个走廊上，看守的同志们怕他们长时间不说话，出去了连话都不会说了，所以就允许他们四个人没事的时候一起打牌。按照吴同志的感觉，王洪文此时对他还多少怀有一点歉意，经常帮他做一点事情，以此来表示弥补。不过，大概也就是王洪文同志会被跟他关在一起，张春桥同志就不太可能跟他关在一起了。
从待遇的不同上就能看出来，复辟后的老官僚们是很清楚的，像黄吴李邱这样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的军事官僚与他们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是可以调和的，而且他们也不怕这些人能干出什么事情来，所以敢把他们放到群众中去。而对四人帮，尤其是张春桥和江青，他们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纯粹的敌我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