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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右派同志们来说，当然这些都是他们无所谓的，他们更关心的是吴同志所提供的别人不能提供的比如红军在长征路上也有纪律不好的时候，在打了胜仗的时候会出现不执行政策的情况，诸如此类。这样的猛料对右派同志们来说当然是更“真实”的历史。但是，对于在这支部队里成长起来的吴同志来说，他作出这样的中正平和的姿态不但不能让人觉得他的立场比别人公正，反而让人觉得他的人品存在很大的问题。
总体上说，吴同志这样的同志是没什么觉悟可言的，他们从参军到后来混来混去，不断升官，始终不变的都是他们的投机分子本色。很幸运的是作为政治干部，他在战争年代没有负过伤，也没有经受过很重大的考研，否则他早就坐了叛徒了。如果当初他没有跟着主力红军长征，而是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或者是跟着粟裕在浙南打游击，任何看过这本书的人想必都会同意，吴同志是一定会当叛徒的。
以前看完徐帅的回忆录，我曾说过，徐帅是个厚道人，好人。这两天看吴法宪回忆录，吴法宪讲了几件徐帅在文革中的事情，更加让我确信自己的这个判断了。
吴法宪回忆录分两部分，一半讲文革以前，主要是战争年代的事情，十七年他在空军时期的工作情况所占比重非常小，后面的一半纯粹讲文革，再有一小部分他自己对自己的辩护，还有为林副统帅开脱。作为一个军事将领的回忆录来说，他不太对得起右派同志们尊称他的那一声吴将军，战争年代的事情讲得不太好，也没看出来他对战争、作战和指挥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到哪儿都是跟着别人混。在军事将领的回忆录里，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的人不太多，比如徐帅的回忆录主要的部分都是战争年代，只有在最后一章讲了他在文革中的一点事情，聂帅的回忆录对建国后的事情着墨算是比较多的了，但是主要的也仍然是抗美援朝期间他在后方为战争提供服务的事情，还有他负责国防科技的时候的一些事情，粟裕和杨尚昆的回忆录最好，讲到建国就结束了，杨尚昆后来还有日记啊什么的留下来，粟裕最干脆，建国后的事情一点什么东西都没留下，没参与政治斗争，也没说什么人事恩怨，端的是好人品。
军队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由肖华和刘志坚负责，罗瑞卿被打倒以后，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对军队文革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最主要的负责人还是刘志坚。按照吴同志的说法，军队当时主要是由林副统帅掌舵，叶吕端是军委秘书长，日常工作主要是他负责。林副统帅跟部队里的干部们都一样，认为部队应该保持稳定，做好战备工作，不应该搞四大，不能搞乱了，也不能掺和地方上的文革运动。但是后来由于肖华和刘志坚被批评，杨成武被打倒，林副帅就改变态度，要求部队支左了。
在军委开会批判肖华的时候，陈伯达上纲上线的很厉害，批判肖华的话讲得很重，叶吕端十分不满，当即拍桌子质问陈伯达，问他这样污蔑解放军，污蔑肖华，是要干什么？后来传闻比较多的叶吕端拍桌子拍断了手指的就是指这次，是把小拇指拍断了。陈伯达当时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主要是想批评军队里的文革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没想到引起叶吕端这么强烈的反应，顿时会场上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而这个时候军队里面的分裂还不严重，如果陈伯达将这个情况汇报给毛主席，势必引起中央文革与军委的对立。这个时候徐帅突然就出了一个奇招。叶吕端维护肖华，说肖华维持部队稳定是对的，没什么问题。徐帅为了缓和气氛，却将批评的矛头转向了肖华，说肖华自己的工作没有搞好，影响了解放军的名誉。
林副统帅作为军队的主要负责人，陈伯达批评军队、批评军委的话当然被他理解成了是对自己的批评，所以就很生气，立刻打电话把江青叫去，大骂了一通江青，并且还要跟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去对质，说要是毛主席也认为军队的工作没做好，他就辞职不干了。江青很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叶主任就出场了，表现很好，充分反应了她作为一个有心机的女人的风度，并且使出了她作为女人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大哭。后来林副统帅遇到什么事情，她就跑出来大哭，毛主席找她谈话的时候她也哭，毛主席心软，说既然林彪身体不好，那就让叶主任代替林彪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回去传达一下，此后叶主任就名正言顺地参加中央高层的会议了。
林副统帅大骂江青的第二天晚上，军委继续开会。当时的军委会其实就是给各军区的军头们提供一个避难所，为了不让他们闲着，就给他们找了个开会的名义。实际上当时军头们就是住在北京京西宾馆避难，逃避造反派的揪斗。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破天荒地开了三个月。按照吴同志的说法，也作出了很多贡献，制订了一些文件，保证了军队的稳定。这次江青没去，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去了，向军委道歉，表示陈伯达的话只代表他自己的意见，不代表中央文革，也不代表江青。军头们一看中央文革理亏认输了，马上来了劲，纷纷发言猛批江青。黄永胜同志表现最积极，发言斥责康生、陈伯达和江青等中央文革不尊重军队，不尊重林副统帅，也当然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中央文革检讨。关锋同志比较敏感，立刻打断了黄同志的发言，质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责江青同志，是不是反对江青同志。
关锋这么一问，黄同志也不知道怎么说了，要是搞不好，中央文革就又要跟中央文革对立起来了。这个时候如果是叶吕端之流，当然二话不说，立刻表态支持黄同志了，会强烈要求中央文革道歉，最好能借此机会一举把中央文革小组解散，把康生、陈伯达、江青这些人都抓起来。与此相配合的当然是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遭到军队的镇压，无数人会因此而掉脑袋，无数人被关押。但是这个时候徐帅仍然是军委文革小组的组长，所以他立刻站出来打了圆场，也很巧妙。实际上，徐帅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回答了黄同志发言的设问，也从侧面替黄同志回答了关锋的质问。徐帅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可以提，但是不要指责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这样，关锋就无话可说了，一个危机就被化解了。
当然，站在一个革命左派的立场上说，这时的党官僚已经被造反派打垮了，军头们实际上就是这一时期造反运动的主要对象，文革的成败就在此一举，这是当权派与造反派的大决战，这一天迟早都是要来的。但是，这个时候的造反派毫无疑问还不成熟，紧接着发生的青海事件和内蒙事件、武汉七二零事件都反应出了这一点，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与军头们过分对立就等于在1947年打淮海战役，结果肯定是造反派输得一塌糊涂。徐帅两次化解这个危机，既保全了军头们，从客观上说，其实推迟了造反派与军头们的决战，从而减轻了造反派的损失。从这一点看，与叶吕端之流相比，徐帅的大局观是很强的，不愿意轻易对群众对立，境界要比叶吕端之流高很多。
不过，由于中央文革的不成熟，军队与造反派的决战还是很快就发生了，二月逆流就是证明。虽然二月逆流中中央文革取得了胜利，但是军队却是最大的赢家，只不过那些在怀仁堂炮轰中央文革的老军头们被打倒了，而新一批的军头们却马上补充上来了，然后就开始在全国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文革就进入了军管阶段，文革最轰轰烈烈的时期也就这样结束了。徐帅在二月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