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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世界文学学科产生最大影响是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兴起。比较文学虽然在中国早就有吴宓等人的提倡，但毕竟没有能在多数院校成为主要课程。八十年代之后，比较文学在中国再度兴盛，各校纷纷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而且多数是与世界文学一同开设的。九十年代中期，教育部决定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为一个专业。从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互相促进。
世界文学研究中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东方文学的兴起，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课程系列中独立成为一门课程。高校世界文学史教学中一般分为西方文学（欧美文学）与东方文学两大部分，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笔者所感叹的是，世界文学的研究仍是任重道远。二十世纪是西方文学理论最活跃的时期，文学史观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少数族裔文学等思潮都对于文学史编写有直接影响。笔者认为，以新观念新材料来编写新的世界文学史，重新评价文学事实、阐释文学思想是一个重要任务。
新的文学史编写中，推陈出新是最主要的宗旨，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大对于文学原著的分析与批评理论的介绍。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弗莱（Nothrop Frye）曾经有一句名言：作品无言，而批评有声。所以他主张把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而把文学作品作为研究的对象与材料，从而建立起一门系统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研究文学吏各种现象时，不妨将这种系统现念运用于具体实践之中，在这方面，像沈永赋先生这种既有理论观念又有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提倡的。
（《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欧关文学论稿》，沈永赋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9月版，18．60元）
一篇读罢头飞雪
■ 韩三洲
2003年，是现代中国两个历史名人诞辰110周年的纪念年。一个是1893年12月26日出生的世纪伟人毛泽东，缅怀声势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另一个是同年9月9日出生的梁漱溟，除去其家乡广西出版了一部《梁漱溟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外，未见到有其他更特别的纪念方式。其实，在这两个同年生的名人身上，很有些历史契合，命运常常使他们不期而遇，或交流，或探讨，或冲突，或反目。1918年，梁漱溟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到北大哲学系任教时，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亦在哲学系任教，二人家中交流往返，毛泽东常去开门，虽多次见面，但很少交谈。1938年1月的抗战时期，梁漱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先后谈话八次，其中通宵达旦的就有两次；1953年9月，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会上，梁漱溟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毛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泽东却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并指梁是“伪君子”、“你不是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公开顶撞毛泽东的，独梁漱溟先生一人也！
梁漱溟何来胆量与勇气、清高与自负，能在中国历史上记下如此奇特的一笔？这是因为他内心中“自谓负有沟通中外古今学术思想的历史使命”（见《年谱·自叙》）。而他这种历史感与使命感的精神力量，集中表现在他最后的著作《人b与人生》一书中。梁漱溟一生著述达三十余部，代表他思想转变与哲学菁华的，是这本《人心与人生》。这本书也是作者写作时间最长，思虑最精深的一部著作，从立意到刊布，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新近增补出版的《年谱》，对《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写作历程，有着详细的文字记录。
《年谱》记载，1921年，二十九岁的梁漱溟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梁漱溟学术见解走向成熟的开始。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新发现，即“所有人类的生活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合、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学界认为，这三种不同的路向，分别代表了西方、中国和印度这三种文化。书中预言世界将西方化，而下—·步则会转入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第二种路向。这种观点在当时曾引发很大争议。到1929年，此书已印刷8版，可见影响之大。熊十力评介此书，“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期，在反对孔学、反对中国古老文化那么厉害的的气氛中，梁先生提出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识的。”
不过，作者很快就意识到“这书所病非是零星差错”是错在引用西方心理学的见解、名词来解释儒家，“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孔子的这套心理学来，则我们去讲孔子即是讲空话”。粱漱溟发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解释孔子上面有缺失，他要另写《人心与人生》来纠偏，不但要给中国儒家“一个说明”，还要把孔子之学“找回来”。
1924年2月，梁漱溟应武昌师大邀请讲授《孔子哲学大要》。先生的长子梁培宽认为，这篇讲稿的内容与《人心与人生》一书相近。这一年，先生写信给商务印书馆，请他们停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对梁漱溟来说，这是一方面是“大断已立”，另一方面则需要纠正前误的事情。这一年，梁漱溟辞去北大的教学工作，赴山东主持曹州高中及重华书院，并筹办曲阜大学。1926年，先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边写边给学生讲，主要讲“人类是从生物进化演变来的”。次年，《北京晨报》发表此书的《自序》，作者又为北京学术讲演会讲此书三个月，约全书之半。
自1927年之后的近三十年间，《年谱》中不再见有《人心与人生》一书的记载，剩余的半部著作不仅二十年代没写出来，而且一直延宕到五十年代才正式动笔，七十年代中期方完稿，八十年代始得出版。这半个世纪延迟，自然有国难当头和政治运动的大气候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梁先生“心思之用别有在”。他不限于“坐而论道”，而是找到了“道”后就要去亲身实践。此后，梁漱溟认定宪政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人手，因而作《乡治十讲》，认为农村固然是中国的根本，但“根本处”所指乃是人心，因为人心是—·个大力量。为启发这力量，他先后在河南辉县筹办村治学院、在山东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直到抗战爆发。八年抗战加上一年国共和谈，作者将全副精力用之于中国的现实政治，却自我判断是“无功的”，即无功于息止国共之争，无功于避免内战。
建国以后的1950年初，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年谱》记载，3月10日晚7时，毛泽东约先生谈话，并邀请先生参加政府，被先生婉拒。这次谈话到深夜12时，左右向毛主席请示开饭，先生申明自己素食多年，请给一二样素菜。毛泽东忽然大声说，“不！全都要素莱，今天是统一战线！”先生告辞时，表示不敢劳主席相送，毛泽东竟坚持送先生到门外登车。然而先生从对方的词色间感觉出他的不愉快，不再有1938年春在延安那两次通宵辩论后舒服通畅的情怀了。
到了1952年，已经六十岁的梁漱溟写出《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四万字的长文，回顾并检讨多年从事社会活动的经过，并呈毛泽东阅看指教。8月7日，毛泽东邀先生谈话，先生因蓄意要写《人心与人生》，向主席提出想去苏联学习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毛的回答是，“要想去苏联，尚非其时！”一年后，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他那个“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惊人论断，从而引发了与毛泽东之间的公开冲突。
从《年谱》上可以看到，梁漱溟与中国政坛上其他被批判被打倒的“民主人士”的不同之处是，别人一旦遭到整肃，就会停下手中的笔，闭上自己的嘴。可他依旧不停止思索，依旧笔耕不止，其著作有《中国建国之路》、《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中国——理性之国》等。有时，先生还将自己的手抄本亲自送到南长街新华门传达室，请毛主席收阅。《年谱》中记述，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这是第二次写自序，第——次写的�